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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择报
2016年03月21日   审核人:

2015年第34期(总第五十期)

长春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编                     2015年11月27日


 

热门词汇

1.高水平大学建设:地方投入成重点……………………………………1

教育评论

2.高亚洲:外卖能否进校园,到底是多大的事…………………………2

媒体聚焦

3.专家建议:“地方高校转型首先要打破观念壁垒”…………………4

4.中传媒8干部被问责,向“校官”作风开刀剑指何方?……………7

校园风采

5.安徽合肥学院:中德联手,这样培养应用型人才…………………10

6.中国政法大学全方位打造“微学工”模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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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词汇

1.高水平大学建设:地方投入成重点

 

近来,北京市教委启动了“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首批认定了清华大学未来芯片技术高精尖创新中心等13个北京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每个创新中心每年都会有5000万元至一亿元的财政拨款,至少7成经费用于整合国内外创新人才,至少两成聘任费需用于京外人才。在中心内,高校可大胆改革创新,为高精尖中心制定“特区式”的配套政策与改革,特别是经费使用方式上较以往有非常明显的突破。与以往科研平台不同的是,高精尖创新中心将实行年度报告制度和第三方评估制度,“建设满两年后,在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下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建设周期结束后将进行综合评估,同时要求各高校要切实履行在项目组织实施、经费使用等方面的管理职责,建立常态化的自查自纠机制。  

在此之前,上海正式实施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明确在未来三年的第一阶段内市级财政将投入36亿,到2020年的第二阶段则继续加大投入,使上海高等学校学科整体实力达到一个新水平,2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和一批学科方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使180个左右一级学科点跻身国内学科排名前20%,且这些一级学科点中至少有1至2个二级学科或方向达到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水平。特别是其中的高峰学科计划,完全是让强者更强的世界一流学科打造计划。  

这两年来,广东、浙江、安徽、福建和河南等省相继启动了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其中广东投入了130亿建设;福建是对3所高水平大学每年投入2.8亿。  

推荐理由:

与原来的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不同,这次的一流大学建设则由省级政府主导,以本地加大投入为特征,以建设少量高水平大学为重点,开始的新一轮一流大学建设进程。这其中广东、上海、北京则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分别推出了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举措。  

教育评论

2.外卖能否进校园,到底是多大的事

高亚洲  

随着各种订餐APP的火爆,外卖餐饮已经延伸到大学生群体。在学院路等高校扎堆的地方,吃腻了食堂或懒得出宿舍的在校大学生叫外卖非常普遍。但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了京城18所知名高校,发现至少8所高校已出台了不允许外卖送餐到校园内的规定。对于这样的管理规定,在校大学生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11月23日《北京青年报》)  

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场景,APP火爆,让外卖订餐变得更容易,而站在信息技术前沿、身处相对封闭的高校学子,自然成了外卖群体的重要消费群体,而与此同时,外来的送餐人员自然成了“问题”来客。  

当许多人开始坐享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便利,禁止外卖进入校园所带来的违和即视感,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在诸多声音中,首先的一种声音是极为不理性的,有人简单地将外卖被禁止进入校园,直接等同于高校对外卖说不,然后把它上升到侵害学生基本权利的层面,甚至还有声音将此视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障碍,似乎要是不让着外卖进了校园,这一流大学就是个梦。  

首先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那些出台禁令的高校,只是不让外卖送餐人员直接进入校园,尽管从事实上造成了外卖火爆的障碍,但这并不能说明校方对外卖的态度。这就好比说学校周边禁止摆水果摊,谁也不能说学校是对水果排斥。这样的过度解读,显然是在乱扣帽子。  

其次,当我们在争论外卖到底能不能进入校园,究竟在争议什么呢?换句话说,是不是说允许外卖进入校园,就能彰显出开放的胸怀了呢?是不是这就是值得点赞呢?而那些不允许的,则可视为封闭呢?事实上,是否允许外卖进入校园,充其量是一个管理方法上的问题,无论那些允许进入的高校是否因外卖进入发生过安全问题,外卖随意入校都一定是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那么,有些高校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比如增加消费便利,最终放开了外卖进入,而有些高校同样结合自身情况,给外卖贴上禁行标签。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无关乎道德色彩上的评判,只是不同的方式选择而已。  

当然,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卖的火爆,所揭示的其实是学生们消费选择多样化的强烈需求,而这个需求,并非一定需要存在安全隐患的外卖来实现,它给所有高校提出的命题是,高校内的食堂如何通过丰富菜谱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选择需求?毕竟来说,外卖的火爆,除了存在安全问题外,卫生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那么,如果能通过相对安全的校园食堂来满足学生的潜在需求,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而这,恐怕才是外卖能否进入校园中最值得关注的话题。  

于此而言,外卖能否进入校园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关键在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无论能不能进校园,关键是能真正给校园消费带来安全和卫生保障。尤其值得期待的是,能让校园食堂菜谱成为火爆的订餐APP现实版。(2015年11月24日人民网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媒体聚焦

3.专家建议:“地方高校转型首先要打破观念壁垒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难点在哪里,专家建议——  

“地方高校转型首先要打破观念壁垒”

引导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很多地方正在“破题”。  

今年7月,浙江公布了首批41所加强应用型建设试点本科院校名单。浙江明确提出,这些高校的应用型专业将占所在院校专业数的70%以上,在应用型专业中就读的学生将占所在学校在校生的80%以上。  

如今,试点建设已近4个月。浙江传媒学院的“传媒文化创意产业园”一直人气兴旺;在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被称作“校内仿真社会”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训中心、金融实训中心、创意工坊等焕然一新,这些实践基地很受学生欢迎,整个学期的教学日程都已排满。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一负责人很关注类似的消息:“目前给我们高校的感觉是,谁在转型发展中掉队,未来就将在高校中掉队。”  

“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到的,是几百所普通本科高校今后办学定位和发展思路的风向标。这一改革思路在几年前被提出,如今写入中央文件,背后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现实思考?怎样算“具备条件”?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追问和思考。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分析说,这种转变有着国际国内的需求。从国际来说,经合组织也都在关注高教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经济学家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36美元至12476美元)后,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恰巧处于这一阶段。而且,美国提出要重返制造业,中国渐失人口红利,一些制造业企业可能会选择迁向越南等人力资源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国急需从劳动力红利向技能红利和技术红利转移,这急需普通本科院校提高适应人力资源市场变化的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能力、为区域发展创造人才红利的能力。从国内来说,要改变高校千校一面、盲目追高的状况,对高校进行分类管理。另外,面对每年7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需要一批高校走出另外一条道路。  

目前,我国共有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大多数都是1999年以来“专升本”后新设的,跨度16年,所处区域条件、行业背景、办学历史等差异很大。马陆亭认为,向应用型转变不局限于这些普通高校,但是以这些高校为主体。起初提法是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在今年两会后,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去掉“技术”两字。马陆亭解释,因为“技术”很容易和理工科挂钩,而一些护理、文秘等文科专业也都是应用型专业。  

不同高校面对转型的心态不一样,一些技术背景很强、与行业产业结合紧密、转型起步较早的高校积极性特别高,已经充当起应用型高校的“领头羊”,如常熟理工学院、黄淮学院等。而一些高校与地方产业结构发展需求匹配度不高、专业优势与特色不明显,存在回避转型的思想顾虑,觉得办职业教育是矮化了办学层次,这与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声誉度不够高、吸引力不够强有关。  

马陆亭认为,不要纠结于办职业教育提法的改变,而是要意识到这是办学思路、办学定位和办学模式的调整,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式等要向实用型转变。比如,德国培养应用型人才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特别重视实践环节,一般具有5年以上行业产业经验的人才能做教师,这将带来教育方式的变革。在未来应用型高校的建设中,对人才实训实习的课时比例要达到30%以上。  

“仍有一些普通本科院校还在瞄着综合性大学发展,所以说,最难改的是观念。”马陆亭说。  

除了观念壁垒,第二大难题是师资。如何建立起跟转型发展相适应的师资队伍?马陆亭认为,对学校来说,老教师要进行知识改造,新进教师的来源渠道要实现多元化。若要从企业进人,人事部门的通道是否能走通?这需要一整套的人事、评价等配套制度。这些教师要不要搞科研?在马陆亭看来,也要搞,不过要追求横向科研,强调跟行业企业联系程度的紧密性。这就需要评价指标、方式的改变。  

“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政府如何鼓励?除了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等,马陆亭还特别提到,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要鼓励地方院校实行多元治理模式,紧密联系行业企业,不能光让行业企业支持,而没有办学参与权。虽然现在也有校董会、理事会等组织,但是将来要允许行业企业在办学中有决策权,支持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学校管理、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要像允许混合经济多种模式存在一样,鼓励二级学院结合地方产业链发展方向探索不同的治理模式。(2015年11月23日中国教育报)  

4.中传媒8干部被问责,向“校官”作风开刀剑指何方?

 

新华网北京11月25日电,从党委书记到副科长,中国传媒大学8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违规用车、办公“超标”等问题,受到“连锅端”式处分。“象牙塔”内“小微”腐败受到严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据粗略统计,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50多起。有关人士表示,社会对高校的要求和标准更高,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象牙塔内和科学殿堂中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行为。打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态,要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筑牢高校反腐的第一道防线。  

从查处“基建一支笔”“招生一口价”到高校反腐“零容忍”

新一轮高校反腐向“作风开刀”——违规使用公务车辆、违规在校外餐饮场所公款宴请、办公用房严重超标,全部置于禁令监督的聚光灯下。  

“小恶”不除,“苍蝇”容易变“老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纵览近年来的腐败案例,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是重要原因。当前查处高校腐败领域全覆盖,尤其是对一些高校领导滥用公权、奢侈浪费实行“零容忍”,就是让高校发展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  

随着国家重视和投入加大,高校的每年可支配资金从以往的数百万元增到数亿元,一些985、211高校甚至达到数十亿元。高校的摊子越铺越大、利益权属日益复杂,原有的管理体系难以监管到位,教育领域贪腐问题也开始频频曝光。  

在官方通报的50多起高校领导腐败案件中,从招生录取到后勤基建,从物资采购到科研经费,从校办企业到学术诚信等领域,被认为是高校腐败犯罪的易发地。  

浙江大学原教授陈英旭贪污科研近千万元;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在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受贿千万元;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受贿窝案中,该校规划建设处原正、副处长接连被带走,接受调查……  

透过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最初都是由“思想滑坡”“放松要求”开始的。因此,用纪律的“尺子”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必须抓早抓小,这其实也是对各级干部的保护。  

一些党建专家指出,从查处“基建一支笔”“招生一口价”式的腐败案件,到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管党治党不力、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违纪问题,教育领域的反腐工作力度正不断加大,覆盖面越来越广。  

禁令频出,“象牙塔”腐败缘何难禁?

为切实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廉政风险防控,铲除滋生腐败土壤,教育部门禁令频出,可谓力度不小。  

仅在2014年,教育部门就先后出台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意见》。前者明确要求75所直属高校对招生、财务等信息及时公开、确保真实,对信息实行“清单式”管理,划定高校行政权力边界。后者明确提出,要通过“规范干部的选拔任用”“强化教育经费监管”“加强学校资产和校办企业监管”等七大措施,遏制教育腐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近年来高校招生舞弊、基建领域腐败案件频发,主要还是权力边界模糊、内部监督匮乏的问题,有些信息公开容易流于形式。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  

——高校行政化倾向日益严重,存在“宁当处长,不当教授”“先当处长,再当教授”等情况。在行政权力支配下,高校的人事管理、项目审批、资金分配以及学术、招生资源等都向领导倾斜,容易形成行政拍板“一言堂”。  

——校长负责制成了“个体负责制”。专家表示,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下移,高校的管理自主权则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高校校长的权力过于集中,经费来源、使用多渠道、多领域,运行则相对“封闭”,内部监督很容易流于形式。  

——高校法人治理结构运行不畅。我国高校作为独立法人的地位已经确定,实际运行中普遍多角色交织,容易引发“后遗症”“并发症”。一系列高校腐败案件表明,在大学合并、扩建新校区、改造老校区的过程中,最易出现权力交织、滥用现象。  

扶正“象牙塔”:教育回归 权力入笼

在一项“根治高校腐败,你认为哪种措施最有效”的网络调查中,30.24%的调查对象选择“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排除权力干扰”,居于首位。  

舆论普遍认为,加快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势在必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等专家提出,优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让大学回归办学本位,学校行政、教育和学术事务应分而治之。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此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有不小差距。要把学习贯彻落实好相关规章制度,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努力打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态。  

完善高校监督机制,把任性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教育专家建议,强化对基建后勤、招生等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重要岗位的监督,防控廉政风险。并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涉及人事、财务等重大校务事项,由高校委员会决定,并引入第三方机构,对高校财务审计、专业办学质量等进行评估。(2015年11月26日新华网)  

 

校园风采

5.安徽合肥学院:

中德联手,这样培养应用型人才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和改革,成为我国教育发展新热点。  

在应用型高等教育方面,德国无疑是值得借鉴的样本。因为二战后工程师和应用人员的大量短缺,德国从1968年开始办应用科学大学。  

其实,我们向德国的学习早已不止于经验上的交流探讨,而已扩展到实践层面——中德合作共建的合肥学院。  

1985年,中德两国决定开展政府间合作,按照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办学模式在中国开展应用型大学建设。1980年创校的合肥联合大学成为安徽省和德国下萨克森州协议共建的对象,与德国5所应用科学大学开展合作。下萨克森州无偿援助的400万马克,帮学校建立10个工程类专业实验室。  

2002年,合肥联大、合肥教育学院与合肥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合肥学院。  

合肥学院有何特色?中德合作碰撞出什么火花?应用型大学该怎样建设?  

调研岗位所需能力,将其转化为具体教学模块,学生学习一个模块后就能获得相应能力

“一开始,学院和我国大部分新建本科院校一样,面临办学趋同化的问题: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向重点大学看齐,办研究生教育。”合肥学院党委书记蔡敬民说。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成为合肥学院学习、追赶的目标。“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主要服务周边200公里以内的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路径显著区别于普通院校,强调真题真做,到一线就能干。”  

2003年,合肥学院提出“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改革后的52个本科专业,既涵盖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家电等当地主导产业,又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校园周边有全国最大家用电器生产基地,学校利用优势开设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和动画等专业,吸引大量企业订购“应用型人才”。  

“学院每年有60%左右的毕业生在合肥就业,80%左右在省内就业。2013年,1620名在合肥就业的毕业生中,1050人在学校所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业。”蔡敬民介绍。  

2014级电子信息工程学生杨树良入学后一直很忙碌。“和以前的高中同学交流后,我发现自己比他们更充实,更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会什么,非常有目标和针对性。”  

“与学术型本科培养高、精、尖人才不同,应用型本科教育培养面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一线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合肥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处长余国江说,“要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使他们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能力。”  

从2005年开始,合肥学院针对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社会和企业调研,分析岗位核心能力,确定能力培养目标,根据学科体系进行重新整合,把每项能力转化成一个个具体的教学模块,模块化认证最长5年更新一次。  

“每个模块都围绕特定主题的教学单元,可能是一门课或一门实验,也可能是几门课或几门实验的整合。学生完成一个模块的学习后便能获得相应能力。”合肥学院管理系教师吕杨介绍。  

以生物工程专业的基础微生物学为例,原来基础性强,但缺乏专业针对性,应用性薄弱。生物系教师洪磊说:“改革后的微生物学弱化了微生物遗传、基因工程、生态、传染与免疫等内容,强化了微生物生理,增加了工业微生物应用,强化了实验操作训练”。  

“通过对规定模块和选修模块的学习,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很快就能上手。”吕杨说。  

引进工程经验丰富的人才当教师,校企合作打造应用型师资

有着10多年企业工作经历的胡科研现在是合肥学院化工系的一名老师,凭借着丰富的工程设计、生产管理和技术研发经验,他把企业化管理和培训模式带进校园,培训学生1000多人,组队参加国家级、省级竞赛并获得20多项省级以上奖励。  

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合肥学院近年来引进了75名像胡科研这样具有企业经历和工程经验的教师。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十分强调教师的实践背景,博士毕业后必须在企业工作5年以上才能任教。”蔡敬民说,“青年教师比例高、教学能力有限,专业课教师缺乏实践背景,产学研合作能力不足,是众多新建本科院校的普遍性问题。合肥学院也不例外。”  

开展校企深度合作成为另一条重要路径。学校实施的“应用能力培养计划”要求专业教师必须有半年以上的企业工作经历。通过“双进双培”让学校实践就业基地进企业,企业研发中心进校园,校企共同打造应用型师资。目前,合肥学院与企业共建了近200个产学研合作育人基地。  

通过实施校企双方双聘双挂的举措,合肥学院把企业工程师请到学校聘为教授,让学校教师走进企业担任兼职工程师;让教师到企业挂职,企业高级人才到学校挂职,借此培养“双能型”师资。目前学校专任教师中,有企业工作经历、行业背景、工程背景和经过行业培训的将近六成。  

中德合作带来不少优势:学院与德国汉诺威、奥斯纳布吕克、东弗里斯兰等应用科学大学合作共建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设计、经济工程、物流管理等专业;学校申报的物流管理专业收获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资助和德国物流协会的支持;每年选派教师赴国外学习,也引进了70多位外国专家教授……  

“很多讲授专业课的老师都是外教,他们分享了国外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精彩的生活故事。”2014级机械设计制造机器自动化专业学生陈懿铭说。(201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6.中国政法大学全方位打造“微学工”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积极应对“微时代”特点,充分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微学工”模式。  

多措并举形成“微引领”。开展“毕业红色之旅”体验教育,做到感想入微。深入挖掘“法大人追梦故事”和“CUPL正能量人物系列展播”等正能量微素材,发挥朋辈引领作用,做到事迹入微。将线下讲座和线上讨论、答疑相结合,做到引实入微。在新生入学前启动网络“我秀我的大学梦”主题活动,立体化延伸入学教育,做到形式入微。  

网络创新奠基“微学习”。开设学工“微课堂”,宣传理论学习,分析热点焦点,解读时事政策。倡导学生以自愿方式组建读书会、学习小组等“学习圈”,并对学习圈活动加以总结和提炼,在校园网分享推广。搭建英语角、学习讨论组等微学习平台,培育良好学习氛围。开辟网上党建专栏,入党积极分子通过党建专栏进行网上学习、考试。  

身心结合铸就“微健康”。将健康理念融入互联科技之中,和中科院合作开发微信心理测试和干预系统,可直接在微信平台进行匿名心理测试,并获得干预方案。在微信平台开通心灵驿站栏目,普及心理知识,对新生入学适应、考试心理调试等专题进行宣传。在微信平台发起“早起签到”活动,倡议学生开展“晨曦锻炼”计划,引导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  

立足三化引领“微服务”。以“科学化、规范化、自动化”为原则,提升学生管理服务水平。开发学生就业服务APP,学生可自动获取就业求职信息,学校就业部门及辅导员也能及时了解学生就业求职进程。借助校园网、微博、微信等平台推送迎新消息,开设“新生i问”专栏接受咨询,成为新生报到“宝典”。  

信息平台推广“微公益”。借助网络平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西部远程支教、网络捐助、网上法律援助等“微公益”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展播“感动法大”“榜样法大”等微视频,弘扬正能量。(2015年11月17日中国教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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