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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择报
2015年09月29日   审核人:

                  2014年第26期(总第四十二期)

长春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编                       2015年6月24日


热门词汇

1.管办评分离:教育部将建立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1

教育评论

2.席酉民:面向新时代,大学教育是“破产”还是“重塑”…………2

媒体聚焦

3.为何受教育程度越高越缺乏诚信意识…………………………………8

4.高校毕业生图书去向调查……………………………………………10

校园风采

5.武汉科大计算机学院:做科研“英雄不论辈分”……………………15

6.江苏大学:多路径探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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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词汇

1.管办评分离

教育部将建立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

新华网:教育部18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意见》包括5个部分、22条。第一部分可谓文件的“总则”,强调了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意义,明确了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第二部分强调的是“管”的问题,围绕推进依法行政,对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三部分强调的是“办”的问题,围绕推进政校分开,对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提出了具体要求。第四部分强调的是“评”的问题,围绕推进依法评价,对建立科学、规范、公正的教育评价制度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五部分对如何贯彻落实好《意见》提出了要求。

《意见》指出,建立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全面公开教育及相关政府部门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优质服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意见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开展负面清单管理试点,清单之外的事项学校可自主施行,要尽量缩减负面清单事项的范围,更多采取事中、事后监管方式。

意见强调,要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教育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全面清理规范性文件,减少对学校办学行为的行政干预,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规划、财政拨款、标准、信息服务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引导和督促学校规范办学。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明确依据,不得随意进入学校进行检查。政府不得法外设定管理教育的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学校、教师、学生等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推荐理由:

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各界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重要制度保障。管办评分离是一项积极探索。

教育评论

2.面向新时代,大学教育是“破产”还是“重塑”

席酉民

大学教育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求

面对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世界,当我们讨论教育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只有知道未来对人的需求,才能做好教育。应该说未来之人才像是在全球背景下骑在疯牛背上的斗牛士,面临全球化的背景和动荡不安的环境,还要驾驭一个“狂野暴躁”的事业。大家知道斗牛士能够在牛背上坚持几秒钟就很不容易,什么样的人才能待得更久?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析这个时代的趋势和特征。首先是链接革命,会改变很多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自然包括学习的行为。我们传统的教育是以教知识为主,现在一个芯片、可穿戴设备或者智能手机,所需知识就可以全带在身上或通过搜索获得,为什么还要记忆这些知识?现在可以随时随地廉价获取知识,如果大学还是以教知识为主,这样的大学的意义何在?其次,由于互联网和物联网,人和所有东西被一网打尽,社会将形成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叫做共生(Symbiosis),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运用得好,将会达到共生共赢的状态;再次,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在不断颠覆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教育,在不少领域,范式革命正在涌动;最后,要赢得未来,世界需要一种全球的竞合。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要从过去消除无知转变到应对新的挑战,我将这种挑战总结为UACC,即由四个变量构成了人类生存空间:不确定性(Uncertainty)、模糊性(Ambiguity)、复杂性(Complexity)和快变性(Changeability)。谁也无法逃脱这四个变量的影响,也就是说未来大家都生存在UACC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我们的教育和未来的人怎样在这样的时空里面对生存和竞争?应该说当下教育的改革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还不多。

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教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求而又难以产生根本的变革?管理大师德鲁克先生曾指出:任何公益事业和非营利组织的结构变革大部分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比如大学发展史上很重要的洪堡大学,其诞生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由一个外交官来推动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的迅速变革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社会对于大学的不满。现在社会迫切需要大学变革,家长和孩子都不满意,甚至连教育者自己也很不满意,更何况还有一系列的颠覆性技术会颠覆中国大学的生态,然而,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似乎都被锁定在一张无形的网中,难以自拔,大学的变革步履艰难。更有意思的是哈佛商学院战略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 2014年预测:“未来十五年内一半美国大学会面临破产”。他的话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是行动还是观望?实际上迫于社会舆论和压力,

国内现在也有各个层面的教育改革方案,但这些方案基本都是针对琐碎的内部管理问题,很少思考时代对教育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应对挑战。然而,只有前瞻教育面临的大挑战,才能真正让改革有希望。

大学教育目标需要为新时代而重塑

为了应对这样的挑战,教育要能培养出在疯牛背上长袖善舞的国际玩家(Global Player)。只有正确理解我们的培养对象和培养目标,教育变革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行在可行的轨道上。国际玩家必须面对的挑战包括:首先是应对本土文化的影响,本土文化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太深刻了。应试教育扼杀了学生兴趣、创造精神。课堂上学生永远是静默地“学”(记)知识,不愿意去挑战已有知识和老师。因深层的社会结构,甚至科举制度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擅长通过“相马”选人,而不是“赛马”,如果应试教育无法根本改变,学生就会继续沦为“考生”,大学也会沦为考证机构。其次是外部文化的冲击,他国或他民族的文化、习惯可能冲破国界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宗教、恐怖组织等。第三是多元文化共处,我们必须生存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比如我现在工作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西浦),学生和老师来自五十多个国家,我必须天天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的行为特征和文化,面对来自于不同的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人。第四是日益国际化的生存环境,即使你蜗居在一个小地方,现在也难以逃脱全球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要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国际玩家必须具备的才能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跨文化领导力(Cross Culture Leadership)。

什么是跨文化领导力?至少包括四点:首先是跨文化的理解力,然后是复杂脑袋,西点军校曾针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提出了人们需要从当下脑袋(Current Mindset)转变成复杂脑袋(Complexity Mindset),另外还有整体思维和变革管理。不管学什么专业,这些方面是我们必须加强的,但现在学校缺乏有意识的课内外活动设计,以帮助学生训练这些素养和能力,这也是教育的严重问题。

那么适应未来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在新时代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大学的价值?传统的教育因为害怕无知,所以设法教学生更多知识。现在的技术可以让人们很容易获得知识,面对知识爆炸和大量涌来的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信息或知识,挑战是否意味着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如何适应UACC环境?有教育专家说现在人缺乏智力的宽度,即知识的丰富度,但我认为现在很难解决的是智力的深度,即认识知识的价值,并能解决实际问题,更难提升的是智力的高度,以使人在此基础上培养自己的造诣,拥有智慧。现在一些“先进”的教育工具也只是把传统教育计算机化,并没有改变教育的实质,懂教学的人很多,但懂教育的人很少。我们需要培养具有造诣的人,让未来的人才同时具有知识广度、深度、高度,而且具备跨文化的领导力,这才是适应未来的教育。

为此,我们要开始做三件事情:重新塑造学与教,重新思考教育,重新定义大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既然我可以随时随地廉价地学习,为什么还要花钱来上学?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增值服务。在世界重塑教育的时代,我们对大学的意义要有独特的认识,即大学不是教知识的地方,而是帮学生健康地成长。何为健康成长?学校至少应帮助学生在五个方面有长足进步:1.知识积累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依然重要,所以需要学习和继承;2.面对知识更新日益加速,新技术源源不断,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帮学生学会学习;3.未来社会因共生人与人合作日益变得非常必须和重要,所以要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学会与别人合作;4.全球竞合要求有追求的世界公民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视野;5.要立足于世,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之于组织和社会的价值,未来如果我们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贡献,就基本上没有发展空间。总之,真正实现育人目标,帮助学生在大学实现从孩子转变到年轻的成人再到世界公民,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再到研究导向型学习,从盲目学习到兴趣导向再到关注人生规划。

重塑大学的学习与教学

传统的教育模式是老师教学生学,现在很多大学基本还是这样。过去是灌输式的,现在很多学校还依然是灌输式的;过去我们习惯把学生比喻成为海绵,就是让其吸收或记忆尽可能多的知识,现在学生很容易变成气球,年轻人几乎无所不知,但如果深入地探究就露馅了,太肤浅和浮躁,没有知识的整合。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你会发现课堂在学校学习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学校需要创造更丰富的学习过程和环境,如项目、团队合作、研究、实习、实践等,才可能培养出有知识广度、深度、高度和有造诣的人才,才利于训练他们的跨文化领导力。

另外,教育的另一个探索是跨专业(Trans-discipline Education)的整合,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其实这一理念还需更进一步,即从整合转变到融合。我们最熟悉的是专业化教育。高教至少可分两类:职业化教育,全人教育或博雅教育或精英教育。前者以就业为导向,强调专业化教育当然没错,但现代社会的技术更新节奏不断增速、社会形态日益快变,人们面临不断的职业转化和专业调整,让学生具有更强适应性和专业转化能力的教育可能更重要,因此后者成为教育的另一种重要选择,该模式不应该过分强调专业化教育。实际上全世界都在探索这个问题,跨专业教育等尝试层出不穷,但如果面对未来挑战作更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仅有跨专业还远远不够,跨文化领导力的很多方面依然得不到有效训练,也就是说,我们在尝试专业整合的同时,应该探讨如何超越专业而训练学生的跨文化领导力。这里有一个词非常有意思,叫作融合(Syntegration)。在西浦,我们依此理念的具体做法是提倡研究导向型的学习(Research-led Learning&Teaching),我们给学生两次专业调整机会,以实现以兴趣为导向的专业融合,另外还探索如何营造课内外结合的学习过程,训练和提升学生的跨文化领导力。

什么叫研究导向型的学习?最根本的是整合线上和校园学习优势,构造超现实的学习环境,以问题和现象为导向,引导学生通过研究进行学习,以激发学生好奇心,塑造学生批判思维、创造行为、复杂脑袋和终身学习能力,这些都比简单学习知识更为重要。有人很好奇,为什么西浦的文科生可以转到理工科专业并取得不错的表现?为什么文科生也可以参加美国数学建模比赛?因为我们从不为了成绩事先筛选学生,只要有兴趣统统参加,目的是让学生积极寻找机会、学会解决问题、学会整合知识、学会面对挑战,从而实现研究导向型的学习。

大学结构的根本性调整

德鲁克先生还讲过一句话:二十世纪已经解决了管理的效率问题,留给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是如何提升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组织的效率。大学是典型的知识组织,当前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大学依然采用层级式的管理结构,在大学工作的人都深知这种体系的制约。与其他大学党委、董事会、校长、副校长,部、院、系层级结构不同,西浦在努力打造一个由学生、学术、信息、行政四个服务中心无缝链接的网络化的支撑平台,所有的学生和老师在上面可以自由合作和开展学术活动,根本不需要谁去指挥。当然,在这种对大学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中,必然面临很多冲突和隔阂,至少需要实现三方面的跨越:一是要架构东西方文化、育人理念、教育模式和最优实践间的桥梁;二是构架西浦探索与中国制度、文化环境、教育观念间的桥梁;三是架设员工原有的训练和习惯模式与新探索间的桥梁。

另外,要真正形成前面所讲的共生状态,融入社会,贡献社会,大学还需着力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即物理生态、知识生态和社会生态。物理生态在于引导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知识生态在于共享知识、产生新知、传播新知,社会生态在于发挥学校之于社会的价值,以实现学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

最后,在人们唏嘘教育质量的形势下,再强调一下质量控制体系。即使教育管理部门和不少学校也强调质量评估,但其重点在教学环节,控制教学过程的严谨,但如果教育理念错了,教学过程越严格错得越远。对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理解应该涵盖育人理念、育人模式、治理结构、管理体系、教学过程、全程评估整个系统,而且每个方面还有健全的支撑系统予以保障,这样才能真正把教育质量落到实处。(2015年6月16日光明日报作者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媒体聚焦

3.为何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缺乏诚信意识

6月13日,《2014年中国都市青少年发展报告》在上海师范大学正式发布。该报告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都市的14~35周岁的青少年为抽样对象,有效样本为9569份。调研指出,都市青少年诚信观呈“逆发展”趋势——在校青少年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诚信观水平越低,具体表现为:对诚信原则的认同强度、诚信的契约意识、对“因利失信”的反感强度均随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下降;在职青年的诚信观水平又低于在校青少年,呈现出逆向发展态势。

按照常理,接受教育程度越高,道德水准和诚信水平都应该越高才对。

这才是教育价值的体现。可现在倒好,在上述调查中,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对诚信越怀疑,对不诚信越不反感,甚至一些人也变得越来越不诚信。难道,教育在诚信的养成中真的起到了反作用?这实在值得反思。

学生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成长的,导致学生接受教育越多反而越不诚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学生接受的其实是“两重教育”:在课堂上接受一种教育,它在传道授业解惑,在传播正面的价值观和正向的做人道理,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此同时,学生又在课下接受其它教育,它可能在以事实说明弄虚作假的“好处”,可能在传递潜规则的力量,它们因为来自生活,有的甚至就发生在学生们的身边,无疑会动摇学生的基本观念,造成学生内心的矛盾和人格的分裂。于是,一部分学生就可能对之前课堂上接受的教育产生怀疑,至少是不再那么坚信了。

严格地说,不是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诚信越怀疑越动摇,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社会越多,接受“第二种教育”越多,对诚信就越失去信心。“第二种教育”可以笼统地概括为社会层面的教育,即社会中不诚信现象和潜规则的影响。虽然人们口口声声地说,诚信多么重要、全社会多么需要诚信,并且语重心长地教育学生要懂得诚信、做到诚信,但现实生活中,不诚信的现象却很多,甚至某些天天把诚信挂在嘴边的人或最该讲诚信的群体,往往表现出不诚信,表现得过于世故和喜欢潜规则。结果,现实社会中常常出现“两张皮”现象: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表面上有一套明规则,背地里有一套潜规则。

这种不诚信的表现及潜规则的泛滥,在学校层面也有所体现。比如,发生在学生身边的自主招生问题。当学生们看到某些有关系、有背景的学生,可以轻易获得被推荐的机会,可以凭着虚假材料蒙混过关,或者其家长能直接拿钱找关系解决上大学的问题时,学生们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如何坚定“诚信是做人根本”的信念?一些人会觉得不公平甚至愤怒,有些人则会失望——对自己没有关系和能力的失望,对社会公平公正欠缺的失望。再比如,迎接教学评估中的作假以及对教育评估机构的公关问题,这些做法必然让学生感受到潜规则的入侵及强大,也必然颠覆学校之前苦口婆心的教育。当学校和教师自身无法以身作则地诚信时,其教育出来的学生又如何能坚定地做一个诚信的人?

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越不诚信,这种“逆发展”对学校和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耻辱。一方面,当社会没有表现出对诚信的强烈追求以及对不诚信的坚决唾弃,反而以不诚信为聪明、以潜规则为规则时,现实情形就会给学生当头一棒,让他们在不甘心中接受另一种教育;另一方面,当学校不能成为诚信的守望者,反而也在社会的浑浊之中随波逐流时,学生在其表里不一的教育中必然丧失信心,甚至丧失对教育者基本的信任。所以,审视诚信观的“逆发展”时,要想想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何以我们的学生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反而会变得越不诚信?(2015年6月13日 中国青年报)

4.高校毕业生图书去向调查

又一批高校毕业生各奔前程,数以亿册的图书流向何方——高校毕业生图书去向调查

这天早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刘峰骑着借来的三轮车,驮着满满一车课外书来到长途大巴车站。他花费80元为这200多本课外书买了一张返乡的票,亲自“护送”它们“坐”上回家的车。

而就在前一天,他还为如何处理堆成小山似的书犹豫不决。他抱着积攒

已久的报纸去了楼下的废品处,“4毛一斤,20斤,8块钱”,当这串数字从收购者嘴里蹦出来时,刘峰觉得自己“心都碎了”。这些报纸是他的心头之爱——每一期都完好无缺,并按出版时间整理好。他瞬间决定,自己的书一本都不能卖。

对于50多本教材、专业书,他不再考虑将它们卖掉,而是免费赠予学弟学妹。

在这个夏天,约有749万和刘峰一样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园。离校前,他们关心着这些陪伴自己大学生活的图书将流向何方。“实在无法用钱去衡量这些书的重要性”刘峰说。

跳蚤市场与毕业捐赠,最后的校园情怀

常涛和刘峰同级,是郑州大学法学院学生。与刘峰不同,他和室友毫不犹豫地决定把书都卖出去。寝室6个人,教材和课外书加起来数百本。他们把书单列出来挂在学校的贴吧上,同时还把书分批放在“跳蚤市场”上练摊,有模有样地吆喝着。

跳蚤市场上共46个摊位,有28个在卖书。其中卖教材的占大多数,课外书的转卖则几乎是个位数。

常涛说,自己逛了3年的“跳蚤市场”,如今终于轮到自己“练摊”。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传承。“学长学姐到学弟学妹、新书到旧书、转买到转卖,这是一个循环相传的习惯。”

“卖的是旧书,更是校园情怀。”常涛说,自己愿意尝试摆摊卖书,并不是单纯为了赚钱。“前3年看别人卖东西,遥想自己毕业了也出来卖东西。所以现在我带着这种传承精神,也算是最后的校园情怀了。”

国际关系学院的赵奔,也选择在跳蚤市场卖书。赵奔卖书有自己的特色——不仅仅推销旧书,还分享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他会询问学弟学妹们大三之后的计划,然后给他们推荐图书,并且以他的个人经历作参考。旧书的售价基本定在5至10元一本,三四个小时后,他的旧书基本卖出,收入300元。而按这些书籍的原价计算,总和早已超过数千元。但在他看来,旧书甩卖最大的意义在于促进了图书的循环利用。

而在跳蚤市场卖不掉的旧书,可以选择放到宿舍楼里的“格子铺”。那是一个设在宿舍一层楼梯旁边的“流动书柜”,“多余无用的旧书就可以放在那儿,需要它的人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可以直接拿去看。”

6月1日那天,北京大学工学院大三学生张军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晚上8点半一下课,他和20多名志愿者开始在宿舍楼里挨个敲门宣传他们的毕业生图书回收项目——“薪火相传北大人”。

这已经是他第三年参加这项活动。自2009年初创以来,这项北京大学最大规模的图书循环利用公益项目,已经累计回收图书10余万册,平均每年的收书量达2万多册。

“虽然晚上直接回收的书并不多,但通过这次宣传可以为我们7月初更大规模的回收活动造势。”张军显得很有信心。

“除了闲书啥也没有留下,师弟师妹们努力做个学霸吧!”当天晚上10点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四毕业生王修竹在自己的朋友圈的状态里写道。就在那天晚上,她为“薪火相传北大人”送出了20多本教材和30多本杂志。这些图书经过张军他们的整理、登记、搬运,将在今年秋季开学时免费发放给新入学的大一新生。

“无处安放”的教材,难逃废品处理厄运

与张军境况完全相反,就读于安徽省某高校的周沫(化名)却对她一大摞的书籍犯了愁。据她回忆,大一入学时,因不了解大学校园的教学方法和授课体制,便听从学校要求订购了教材,四年的教材费大约2000多元。

“我们每个年级的同学都有相同的教科书,本院系的师弟师妹自然不会买我们的二手教科书,送都送不掉。”周沫说。

据她介绍,在自己宿舍,单算英语类教材就有40余本。同学们没有想到更好的处理办法,只能低价卖给废品回收站或是卖给其他学校来考研的同学。“对面寝室的同学,3个人的书籍一共70多斤,卖了20几块钱,”周沫说,“大家还是把专业书留下来了,舍不得卖。”

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她觉得“教材在实际上课过程中并无太大作用,使用率极低”。老师讲课基本都不用教材,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教学经验授课,而对很多学生而言,有没有教材并无实质性区别。

和周沫情况类似的毕业生还有很多。来自四川某高校的周红燕知道自己每年花800多订的书,最后只能变成一堆10几块钱的废品时,就决定“把它们全部送出去。”在周红燕的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在大一的时候就签订了自愿订购教材的协议,大学四年的教材都由学校统一订购。

6月12日那天,她做了一件她认为很有意义的事。她自己制作传单,把不要的书列在上面,然后去低年级学生宿舍挨个敲门发了一遍。很快,就有80多人通过微信联系她,取走了180多本书。

“来我这儿取书的很多都是其他院系对法律感兴趣的同学,或者想提前预习的本专业师弟师妹。”他们中很多人领到书后都表示,以后也会像周红燕一样把自己闲置的书传递给其他人。“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周红燕感到特别满足,她说,“自己快要离开大学了,很想在校园里留下一些东西,等离开了至少还有人记得有一个好学姐。”

对于学校统一订购书籍的举措,周沫觉得利弊均有,但强制订购还是不合理的。“对真正想要学习的人而言,有没有教科书都是一样的。”

二手书屋的建立,赋予旧课本新的使命

6月9日晚,上海财经大学“淘来淘趣”第一次进行毕业季上门收书。统计学专业的毕业生潘婧媛从宿舍来来回回搬了好几趟书,垒起来几乎和她一般高。再过两个月,她将去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共55本,从来没卖掉过,这是我大学四年的书。”仅当晚,“淘来淘去”从近200名毕业生手中回收图书4000余册。

“淘来淘趣”是一家二手书屋,成立于2007年秋,隶属于上海财经大学勤工助学中心的学生部门,“淘淘”是该校学生对它的昵称。今年大三的宋顾雨记得大一入学时,学长学姐分享经验时告诉他们,要购买教科书,可以去学校教材中心领一张书单,然后去“淘淘”“淘”,价格会优惠很多。那一学期,宋顾雨的教科书在学校教材中心的价格是700多元,而在淘淘只需要200多。

“淘淘”实行的是寄售制。3折收购闲置图书,再按收购价卖出。等书找到了新的主人之后,钱会存进原主人的账户,原主人才能拿到钱。“淘淘”扮演的只是一个不盈利的中介角色。

书屋由学生自主参与管理,设经理1名,助理2名,下设财务、信息、内务、人力4个小组,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在这里兼职的学生每个月可以从学校获得一定的补贴。

低廉的价格和教科书“买来却不带走”的性质使淘淘的生命力不衰。在“淘淘”,翻开一些货架上的教科书,不少封面上写了不止一个人的姓名,笔记也风格各异,它们不止是二手,可能是三手、四手。如果学校的教材不更新、改版,这些教材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上海财经大学勤工助学中心的负责教师田甜认为,二手书屋的建立,不仅为家庭困难的学生节省了教材开支,同时让学生亲身参与到商业化运作中,将课堂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除此之外,提高书籍的使用率,倡导了物尽其用的绿色环保理念。“淘淘”的初衷便是给学生建立一个规范、有序、便利的二手教科书交易渠道。

每到开学初,“淘淘”店内就会排起购书长龙。据统计,2014年“淘淘”的营业额为14.79万元,按照3折销售,推算下来,为学生节约近35万元的书本花费。

“淘淘”新一任学生经理徐景曈在经营了“淘淘”一年之后,对上财的一首毕业原创歌曲《毕业日志》中的几句歌词体会颇深:

“大一时的课本如今已经微微泛黄,送给淘来淘趣我要做一个称职的学长。”

“虽然明天就要离开这个我深爱的地方,但是我的课本会代替我走进曾经的课堂。”(2015年6月22日中国青年报)

校园风采

5.武汉科大计算机学院:做科研“英雄不论辈分”

这几天,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职工QQ群内点赞声、祝贺声不断。他们点赞的是35岁的副教授张凯,个人科研总工分位居全院榜首,超过13位教授。“如果不是不论资排辈的绩效考核政策,我可能也没这么大的积极性。”张凯说。

4年前,张凯所在的计算机学院试行科研“工分制”,将全院教师的科研成果全部量化,根据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以年度为单位核算工分。每年3月公布上一年度科研团队和个人的总分及排名,然后依据其在全院总工分的比重,分配下一年度研究生招收数量、实验用房面积和科研资助经费等教科研资源,以打破科研资源分配论资排辈、多要多给的传统做法。

科研做得越多,配套资源就越多

此次获得团队第一名的是“图像处理与计算机仿真”研究团队,这是该院4个团队中平均年龄最小、学历最高、职称最低、唯一没有院领导参与的团队。该团队已连续两年在全院工分排名中夺冠。对此,团队负责人陈黎说:“我们不怕绩效考核,只要规则保持不变,我们就能保持上升势头。”

陈黎所说的“工分制”包括5项考核内容:科研项目经费到账、科研论文专著及收录、科研成果鉴定和获奖、知识产权申请与授权、省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每个类别按层次高低计不同权重的工分。

“现在,只要科研做得越多,配套给你的资源就越多!但4年前,我们计算机学院和其他学院一样,研究生招收数量、实验室用房等资源都是按职称高低分配,老师‘干与不干、干多与干少、干好与干坏’一个样,全院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科研积极性难以调动。”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张晓龙说,2010年学院72位教师只招收研究生23人,按职称分配后,有的教授没有科研成果却能带几个研究生,而有的年轻老师有科研项目和成果却无研究生可带。

2011年10月,学院出台《教师科研绩效考核办法》《研究生分配办法》等方案。为鼓励教师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该院还出台了《创新团队管理办法》和《创新团队目标责任制》。当年,有25位老师依据研究方向相近的原则,自由组建了4个科研团队。次年4月,学院首次公布了工分排名,并据此重新分配科研资源。

只要有激情和潜力,谁都能成英雄

考核所带来的变化,老师们心里都有本账。

过去,老师不坐班,相互见面少,各自“背靠背”做研究,相互不知对方在研究什么。现在团队间相互较劲,同一团队的老师则经常聚在实验室讨

论、交流、指导研究生。

“抱团科研既有利于提高协同科研的水平,也有利于队员静心做高水平研究。”陈黎说,有的队员今年做得好,为团队加分了;有的明年出成果,为来年打基础。大家做各自感兴趣或擅长的项目,只要各尽所能,团队科研工分和科研资源就有保证。

“名次高低,取决于谁进步更快。4个团队之间拼的是激情。”该院副院长符海东笑着说,“在‘工分制’面前,不管你是教授,还是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只要你有激情和潜力,谁都能成英雄!”

去年刚评上高级工程师的陈姚杰,2007年来到武汉科技大学任教,起初学院把他转为实验员,他曾因此一度消沉。实施“工分制”后,他主动与曾就读的武汉理工大学开展科研合作,2013年争取到横向课题经费49万元,获得授权专利2项和软件著作权8项,工分由2012年的23分增至72分,排名第7,学院因而指定他培养两名研究生。有了助手,2014年他的排名跃进到前3名。陈姚杰说:“‘工分制’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优势。”

考核结果只与科研资源分配挂钩

此前,国内一些高校将教师的科研简单量化、并直接与收入挂钩的科研“工分制”,屡遭争议,甚至有人认为“工分制”是引发高校教师争课题抢项目、学术浮躁等乱象之源。

“我们的做法至今未引发争议。一方面可能由于院长、老师都是同一个标准考核,而且数据全部公开;另一方面,我们的考核结果不与职称晋升、年终课酬挂钩,只涉及科研资源分配,而且一年一结算,今年不行,明年还可再来,老师们的心态因此都比较平和。”陈黎说。

翻阅该院的改革“成绩单”记者发现,该院发表的论文两年间由40多篇增至120多篇,2014年该院科研总工分由2011年的600多分增至1200多分,成为全校16个学院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学院,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人数4年翻了三倍,但高质量论文偏少。符海东说:“今后,有必要动态调整分值,通过增减分值,引导大家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

但综合各方面因素看,绩效考核也是把双刃剑,难免有急功近利之嫌。部分从事艰深基础理论研究的教师,短期内难出成果,如何客观评价其科研工作?如何给他们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让他们安心“坐冷板凳”?

对此,该学院对真正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正在考虑开设“绿色通道”,适当资助科研经费,允许他们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出科研成果。

在同一学院,有的教师偏重科研,有的偏重教学,如何让他们享受同等激励?符海东说:“我们正在酝酿教学评价体系,实现对教师的分类评价,使教学型教师也能安心从教。”(2015年6月17日中国教育报)

6.江苏大学:多路径探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6月初,在最新出版的流体力学领域国际顶级期刊《国际多相流杂志》

上,江苏大学大四学生王甫军成功发表了一篇论文。

本科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高水平论文,有多难?王甫军的经历是很好的注解。他在实验室里进行水流的低压喷射实验,偶然发现了一个与传统理论相悖的奇怪现象。他没有急着否定自己,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了更多实验,阅读了大量文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创新,就是不轻易认为自己的结论是错误的,就是不随便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王甫军说。

近年来,江苏大学提出了创建“质量名校”的理念,把创新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旋律。日前,该校对到校招聘的100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91.1%的企业认为学校毕业生勤于创新并且注重团队协作。

本科毕业:创新学分成了“硬杠杠”

在2015中国大学生热处理创新大赛上,江苏大学代表队击败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队伍,获得了总决赛的最高奖——特等奖。

而参赛作品《环保型达克罗涂液研制及涂层性能研究》,正是5名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的大学生科研立项项目。大二时,他们参加了学校教授邵红红的科研团队,确立课题、动手实验、查找资料,寻找一种新的安全配方取代含有重金属物的达克罗涂液。“以前习惯按老师说的做,这次我们自己设计实验方案,按自己想的去做,历时近一年终于做成了。”队员纪胜男说。

从2009级本科生开始,江苏大学全面实施课外创新学分认定工作,规定全日制本科生在校期间,必须在各类竞赛、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社会实践、发表论文等方面取得成果,获得相应的创新学分才能具备毕业资格。

学校为创新学分定下了“硬杠杠”,每个学院出台的创新学分细则,也可谓各显神通。土力学院为学生颁发“讲座卡”,鼓励他们当“听讲达人”;材料学院组织学生积极参与专业资格认证。在刚刚结束的江苏大学学生科研立项中,仅有1500名学生规模的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科研立项申报量却达到了304项,涉及近1000名学生,申报数和获批数稳居全校第一。探其原因,就在于该学院创新学分管理实施细则中,鼓励大学生组团参与各项创新项目和活动,团队获奖,所有成员可获同样学分。

实践教学:创新成为必然

6月8日,江苏大学流体卓越班毕业答辩迎来了4位特殊的导师——上海凯泉、蓝深集团、格兰富水泵、江苏双达泵阀的4位高级工程师,他们走进大学课堂,考量卓越班的毕业设计。

“设计的损失由哪几个部分组成?”“选材是否有安全性能的考虑?”一个个基于工程实践应用的提问切中要点,让答辩学生既紧张又直呼过瘾。

“卓越人才的培养不唯大,不唯外,只唯实。”江苏大学副校长梅强介绍,作为国家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学校确立卓越人才校外联合培养基地两手抓的思路,一方面与大型知名企业联合培养卓越人才,建立了8个国家级卓越计划实践教育基地;另一方面与若干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联合,打造了“昆山计划”“云亭模式”等政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的校外联合培养基地示范区。

此外,江苏大学还盘活校内实验资源,大力促进科研资源向全校本科生开放,建立能有效面对本科生的“专业—学科—科研”一体化大实验平台。

江苏大学工程训练中心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国字头”实验教学平台如何更好地为本科创新人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会霞介绍,针对工程类大学生动手能力弱的现状,他们盘活优质资源,系统设计了机电产品创意设计训练、产品数字化设计制造、机电模型搭建与控制、测控系统创新设计四大类14项创新项目,供全校学生选修,“项目都是基于案例或实例,让学生边做边学,在做中学、学中探索”。

创业实训:催生校园创客

“23岁,生活要平平淡淡,人生要轰轰烈烈。”这是江苏大学创业大学生王前宇对自己23岁的期许。

经过大学系统的创业教育和多次创业实践,2014年初,还是大四学生的王前宇就立志打造全国首家私人定制3D智能家居系统,让智慧生活可以进入到每个寻常百姓家。现在这套系统开始面向苏南市场推广,月销售额达200多万元。

打开创业教育的大门,江苏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12门公共选修课,同时形成了“以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为主线,多门创业课程和理论成果为支撑”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建成于2012年的校内创业孵化基地,也已吸纳110余支大学生创业团队滚动入驻,带动1000余人投身自主创业实践,20余支大学生创业团队成功入驻校外创业孵化器。

“创业教育是创新教育的自然延伸,是创新教育与社会需求结合的必然产物。”梅强介绍说,学校把创业教育与创新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体系中,形成了“135塔式”创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创业普惠培养,让100%的大学生接受创新创业知识普及、素质普升教育,具备创业意识及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储备;通过创业系统培养,让30%左右具有明显创业意愿的大学生接受系统化、专业化创业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具备较强的创新素质和创业技能;通过创业精英培养,让5%左右具有明确创业诉求的大学生实施创业实战方案。

目前,江苏大学还在积极筹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以更高的平台对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全力构建先进高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加快学生创业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创新创业教育关键在于过程,创新创业实践不存在失败或犯错。任何一次创新创业的经历,对大学生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说。(2015年6月20日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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