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信息择报>>正文
高校信息择报
2015年09月29日   审核人:

                   2014年第19期(总第三十五期)

长春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编                        2015年3月13日


 

 

热门词汇

1.工作要点: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1

教育评论

2.刘广明:中国大学治理模式演进关注…………………………………1

媒体聚焦

3.地方高校的活力何处生发…………………………………………4

4.高等教育面临双重转型: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9

校园风采

5.上海纽约大学:灵动的“鲶鱼”试出了什么…………………………13

6.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15

(注:将光标移动到标题位置,按住ctrl键,并点击鼠标左键即可直接跳到标题所属正文。)

 

 

热门词汇

1.工作要点

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

最近,教育部发布《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本年度工作包括五大工作要点,40条具体工作。2015年工作要点较之《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点》有了不少新的提法、举措。比较两年工作要点中高等教育部分的新提法、新举措,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中国本年度高等教育或将出现的新趋势。趋势一:党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会得到大加强。趋势二:群众路线教育将引向深入。趋势三:京津冀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趋势四:招生考试将进一步细化。趋势五:高校转型与分类办学成重点。趋势六:高校治理将模式化。趋势七:教育信息化、“慕课”受重视。趋势八:法治人才培养受重视。趋势九:职业教育模式成型。

推荐理由:

每年教育部工作要点是中国教育的“风向标”,也是各高校安排工作的重要指南。

 

教育评论

2.中国大学治理模式演进关注

刘广明

 

题记:伴随着以下法律的实施或修改,《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2012年实施)、《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2012年实施)、《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2010年实施)。2013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推进试点学院改革的指导意见》。2014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等。至2014年11月19日,教育部已核准了47所高校的大学章程。中国高校进入了一个相对法制化的时期,这也标志着中国大学治理模式逐渐成形。通过学习以上“规定”,有了一些感悟,拿出来与博友交流,希望得到批评与建议。

在大学治理中,有一对关系是没有引起国人起码是大学人更多重视的,虽然人们对此批评与非议较多,但从学理上去分析研究它,却是较为少见的。这对关系即是大学与市场的关系。在目前中国大学里,这对关系在中国大学里出现了两大极端现象。一是大学市场在大学里的式微,即大学内无市场,或者说大学内没有引入市场的机制,市场在大学治理中作用很小。二是大学市场在大学里的泛滥,大学里到处可以看到市场在起作用,甚至大学的科研、教学也被引入了市场的要素,以至出现科研的“工分化”现象。第一种情况会引起大学远离社会;第二种情况则会引起大学的产业化、市场化。这两种现象背后,是大学治理中大学与市场之间边界关系管理的模糊与混乱。

大学边界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它是一条组织与组织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人员与人员之间、活动与活动之间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以文化为先导,以机构为载体,以制度为保障。具体到大学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特征,我们可以通过在大学与市场之间设置一条边界,从而厘清二者之间的行动者边界、活动边界等。

大学与市场之间行动者边界,是指在大学内合理区隔哪些人或组织可以用市场来调节,哪些人或组织必须用大学规律来调节。这本是一个十分容易区分的问题,但目前我们却把二者给混淆在一起。大学内哪些人或组织必须用大学规律来调节呢?我认为大学里的教授,大学学院,大学的科研单位,大学的学术管理机构等应该用大学规律来调节。这些组织和个人应该遵从大学规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活动。这些组织和个人应该遵从学术至上、学术自由、追求真理的活动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活动。用于敏院士的话来讲,就是要“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这些组织和个人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大学必须主宰的核心区域。大学内哪些人或组织必须用市场规律来调节呢?我认为大学的边缘化组织和个人都可以用市场规律来调节。如大学的后勤组织与人员、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与人员、大学从事社会服务的机构与人员、大学负责开发与培训的机构与人员等。在2000年左右,中国曾经推出高校后勤改革社会化,后来就不提了。关键的原因是没有改革的理论作先导,也没有改革的机制与制度做保障。但从学理与国外大学的实践来看,这部分是可以社会化的,是可以用市场规律来调节的。还有大学的继续教育,在遵从教育规律的同时,也应该进行市场化改革。没有这种市场化改革,不让市场规律在这些机构与组织中起决定作用,这些组织与个人,就永远是大学的负担,而不是大学的粮仓。

在设定大学与市场之间行动者边界的同时,也要设定大学与市场各自活动的边界。即给大学的学术活动、教学活动设置一个边界,保障它们按学术规律和教学规律来运行。而对大学内非学术活动、非教学活动,则让他们按市场规律来运作。目前大学市场化的一个悲剧是大学内应该按大学规律运行的活动被贴上市场化标签。如教学和科研的量化评估,大学学术的绩效评价,等,直接影响了大学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始,也纵容了一批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产生。而应该按市场规律运作的活动,却又有大学规律的约束。如大学成果转让,没有市场的机制;大学的开发活动,在大学内运作,没有市场化、企业化运作。这一方面是影响了这些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大学带来负面的影响。

中国大学治理应该尽快处理好这一对关系,按行动者和活动指标与特征要素,在大学与市场之间划出一个明晰的边界,这对大学的科学发展,是有好处的。(2015年3月9日受访者刘广明,河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磨料磨具工业职工大学校长,教育学博士。)

媒体聚焦

3.地方高校的活力何处生发

 

编者按:这是变革的伟大时代,这是逐梦的黄金岁月。民族复兴的光荣使命,共圆梦想的崇高事业,呼唤“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作为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学责无旁贷,也无可替代。如何让大学生这个最富朝气与梦想、最具思考力与创新力的群体,在象牙塔中如海绵吸水般砥砺品格、开阔眼界、增长才干,在踏上社会之后能够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投身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这是每一所大学,包括正在探究转型的多数的地方高校,必须作答的命题,必须面对的挑战。那么,地方大学的改革力量应当从何处生发?在履行大学职能时该做怎样的坚守?对于这些问题,本刊特组织了专家与学者进行了深度回应。

开放与融合——拥抱“数字海啸”,更重教学相长

主持人:伴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以及获取知识渠道多元化的趋势,大学教育必然会在迅猛发展的新技术浪潮中左冲右撞,以寻找及构建更合理的教育理念与体系,面对来势汹汹的冲击,大学教育该为青年学子提供怎样的服务?

尚钢:是的,当今世界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巨变,最近几十年新兴的技术革新带来的变化,超过了过去一百年的影响,大学管理者应该有这种前瞻性认识。“慕课”即是技术革新对学习方式影响的形式之一。互联网的出现,使学生获得知识不再局限于课堂。但为什么学生还要继续在学校学习、生活?对此,美国尤西纽斯学院黄伊侣校长给出的答案是:他们学校对学生的培养90%超越课堂。这是强调大学文化氛围对于学生培养的重要性。地方大学更要引进大师,要有好的育人环境。有了大师的言传身教,才能教学相长,形成地方大学独特的文化精神,学子浸染其中,成长成才,真正受益。

王汉青:信息化时代,大学在培养学生获取信息能力的同时,还要培养大学生甄别、筛选和加工信息的能力,所以信息时代的大学就好比一座庞大的“信息加工厂”。在这里,教师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开展各种形式的师生互动,充分发挥教师主体人格影响力和“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的优势,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和创造潜能。为此,地方大学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为创设多样化师生互动情景提供良好条件。

张金隆:“慕课”的兴起展现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盛景,与传统教学全然不同的平台带来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哈佛大学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年的“慕课”学生注册数已经超过了其377年历史上历届学生的总数。不过,盛景之下当有隐忧。伴随着“慕课”平台上注册人数及课程的急剧增长,引发了一系列质量危机:如教学效果评估、教师的积极性管理、学习者的主动学习的可持续性,等等。所以,地方大学更要坚持科技与人文的融合,营造“教学相长”的环境,为学生提供兼顾有序,条理分明的跨学科的多样性、个性化教学,把知识传递的过程真正变成教育价值体系建构的过程。

突破与参与——差异化发展 激发学生内动力

主持人:地方高校秉持特色办学理念,越来越需要学生超越课堂与教科书,走出校园,与行业和社会需求对接,激发学生内在的驱动力。地方高校该以怎样的办学与文化理念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尚钢:不同层次的高校都能办出高水平,关键是层次应该是服务对象的区别,水平应该是服务质量的区别。地方高校寻求高、大、全的发展之路肯定是行不通的,其发展的突破口在于以特色专业和人才服务经济与社会发展。地方高校要着力推进学分制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个性化发展空间;要注重实践育人,努力建立开放的多层次的实践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发展;要加强第二课堂建设,健全学生人格,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王汉青:目前,地方本科高校仍存在面向政府办学、“千校一面”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并在宏观的层面上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着力引导地方本科高校改变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校自身亟须转变观念,主动与市场对接,并形成自己的人才培养特色。我们要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选择感兴趣的课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人丁肇中说过:“兴趣比天才重要”。培养兴趣、发展兴趣可以让每个学生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这也是充分激发学生内动力的极具特色的教育手段。

张金隆:地方高校应当加强与地方政府、行业、大型企业的深度合作,多渠道推进特色办学,瞄准区域经济与社会需求,提高学校的环境应激性和生存能力。同时,要主动寻找并发现具有与学校办学特色相契合的人才。高校的质量是与其选拔性成正比的。如耶鲁大学就一直致力寻找能在学校的培养下,无论追求什么都能在其所处的领域成为领军人物的学生。特色高校必然不能缺失特色人才,虽然经济背景可能造成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差异,但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可用特色的策略来优化学生的竞争力。“不盲目掐尖,只选对的”是特色高校人才选拔之“特”。

别敦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大众化高等教育不断推进,各级各类高校正在向着有特色、高水平的方向发展。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高校的主体选择。引导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分类发展,建设一批应用型高校,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时代必然选择。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向何处去?这就要求政府发挥政策引导作用,要求高校发挥主体性和积极性,大胆探索,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转型发展道路。

引领与坚守——办学需要热闹 治学贵在安静

主持人:大学的力量,最终体现在对社会的引领。“去行政化”能成为近年高校热议话题,是因为公众对大学有许多期望,希望大学里多一些学术气,少一些官僚气;多一些宁静,少一些喧嚣。当下,大学与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密,地方高校应该如何在坚守与变革中抉择?

尚钢:我们要对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静”与“闹”的外在形式有辩证的认识。对“学术共同体”而言,治学需要“安静”;对大学治理者而言,开放办学是“热闹”的,需要秉持“敬畏”的心态立于其中。要对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办学特色有所敬畏、有所坚守。任何创新,必须建立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地方高校中不少特色专业所对应的产业有其发展的波动性,大学治理要有坚定的办学信念,以特色求生存,以服务谋发展。要以开放的心态,用有效的手段去实现办学目标,从而使特色不仅仅是人无我有,而是一种高水平的特色,这样竞争力才是核心的、永恒的。

王汉青: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其最根本的要求是尊重学术,服务师生。但近年来,学术界风气备受诟病:考题泄露、论文抄袭、科研项目成为赚钱工具……不少青年学子在这股风气的带动下对真理的追求不再热情与执着。一些高校表面上发展繁花似锦,但深处却有一种“落后”的暗流翻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一度被日军追撵与轰炸,形势危急,但西南联大岿然不动,校内教学正常,学生勤奋读书依旧,整个学校有条不紊,处乱不惊,在课堂与图书馆,甚至民主广场的讲座上,处处可见安静而从容的师生。终究,“尊重学术,服务师生”最不能丢弃的是“静”,静水深流方成大学气派。

张金隆:目前,国家经济制度改革涉入深水区,各种利益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在此背景下,大学除了履行人才培养职能、教育教学职能、科研与应用研究职能、社会服务职能外,洞见社会弊病,探幽发微,引领道德建设、培育更强的公民责任意识理应成为大学的担当。诚然,这样的担当需要在一个能相对自由而严肃发言的平台上展现。作为二三线城市中的地方大学,更应努力开辟安静与自由的空间,保护学者的言论自由权利,以创造更好的学术自由氛围。著名的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认为,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本质上是一回事,学术自由的内涵丰富和外延不断扩大后,就把学术自治也涵盖在内了。唯有如此,大学才能具备高度引领性。

别敦荣:维护社会伦理,传播和践行积极价值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大学的一种特殊的力量。今天我国大学所传递的正能量有些微弱,这与大学的性质和身份是不相匹配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功利化和行政化。大学功利主义日益盛行,科研与教学目的似乎也没有那么纯粹,与奖金及职称等挂钩。行政化不只表现在行政级别上,官气不只存在于行政程序之中,更表现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核心环节,包括人才标准的确定、人才质量的评价、研究水平和质量判断等,都是由行政所主导的。如何剔除繁杂,让大学师生在安静而自由的治学环境中探索与成长?无疑,去功利化和去行政化是我国大学回归本质迈向高水平办学亟待解决的问题。(2015年3月2日中国教育报受访者尚钢系武汉纺织大学党委书记;王汉青系湖南商学院党委书记;张金隆系武汉工商学院校长;别敦荣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4.高等教育面临双重转型: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求高等教育发展也要及时适应新变化,及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双重转型。

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双重转型

推动高等教育在发展方式与治理方式上的双重转型,是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最为关键的两大任务。“人口红利”的消退,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期即将终结,而推动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是应对这种新常态的根本办法之一。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型,则是要改变以往一元、单项的管理方式,走向多元共治的现代治理方式。

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出了系统分析,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求高等教育发展也要及时适应新的变化。事实上,不仅外部环境要求高等教育发展适应新常态,我国高等教育的内在发展亦已呈现出新常态特征: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规模增幅、发展速度都在变缓,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型已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已经难以为高等教育的纵深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已经全面铺开,任务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抓住关键任务,重点突破。笔者认为,推动高等教育在发展方式与治理方式上的双重转型,应当是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最为关键的两大任务。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

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主要采取外延式发展方式,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跨越。然而,这种注重规模和速度的发展方式并不是一种常态发展,且近年来已经表现出式微之势,如不及时做出调整,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

对这种发展方式最为直接的影响来自于我国“人口红利”的消退。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高考报名人数回落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高考适龄人口的逐步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我国出生人口的峰值出现在1990年,超过2500万人,之后全国新生婴儿数目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00年前后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约1200万人。也即意味着未来几年18岁的高考适龄人口还将逐步减少,在2018年至2020年左右进入最低谷。二是近年国内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剧增。近年来,与高考人数下降相对的是出国留学人数的飞速增长,其中尤以出国读本科和高中的增长速度最为惊人,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这直接造成了高考报名人数的持续下降。

“人口红利”的消退,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期即将终结,高等教育规模增幅减小、速度减缓将成为新常态,考生选择“用脚投票”也已成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各高校将面临日趋激烈的生源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一味地依靠规模扩张已不再具有竞争力。因此,应对新常态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型——从以往的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2012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意味着自1999年开始的以高校扩招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式发展方式已告一段落。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逐步进入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任务的内涵式发展的转型阶段。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应当统一认识,深化理解,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夯实高等教育质量,探索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各种具体方略;要更加重视教育发展规律,在高等教育领地精耕细作,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赋予每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慢工出细活”的环境和机会,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扎实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高等教育治理方式:从单向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综合国力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一直采取追赶型战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教育、文化领域。在追赶型战略的各个阶段,始终有政府强而有力的“看得见的手”作为坚强后盾。但是,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政府之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大力支持下,我国高等教育渐渐走出一条与西方高等教育不同的发展道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复制了“经济奇迹”,在各种数据和指标的增长上表现得令人惊叹。但另一方面,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过于具体的控制,既弱化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也矮化了大学的精神品格。因为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一种一元单向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在这种治理方式下,我国高等教育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源投入,但大学行政化之病根始终难除,关于杰出人才培养的“钱学森之问”始终有待破题,而这也正是妨碍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所在。

因此,这种高等教育治理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特殊时期采用的过渡性治理方式,与追赶型战略相得益彰。但是,经过这些年的追赶和高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如果说在追赶发展阶段,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介入乃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有足够的自信更为从容地进行高等教育建设。此外,从外部条件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与外部的联系也在不断增强,高等教育系统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日益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还依赖那种简单的单向管理方式来管理高等教育,恐怕难以为继,因为没有任何政府能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每个细节都周密掌控。因此,无论是我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要求,还是高等教育外部环境所面对的变化,都对高等教育治理方式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转变教育治理方式的宣言掷地有声:“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中央以纲领性文件的形式表明了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和方向,也体现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全面深化改革思路。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就是要通过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型,正是要改变以往一元、单向的管理方式,走向多元共治的现代治理方式。就当前的情形而言,当务之急是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让高等教育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有机会参与到治理的进程中来。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和治理方式转型,既需要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发挥基层活力,并产生良性互动,通过多元共治的制度体系设计来提升治理能力,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质性改革提供坚实的保障。

如今,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新常态,如何适应新常态,并推动高等教育在发展方式与治理方式上的双重转型,是考验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伟大实践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2015年3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国家建构视域下的中国大学治理研究”(14YJCZH065)部分研究成果)

校园风采

5.上海纽约大学:灵动的“鲶鱼”试出了什么?

上海纽约大学确实很牛。比哈佛、耶鲁还低的国际生录取率,货真价实的百里挑一。

对中国每年近千万的高考生而言,这么一所只招区区300名学生,且只有一半是中国孩子的“袖珍”大学,能“牛”到哪里?正如该校校长俞立中所言,它也不代表中国高教改革方向,不过是高教多元化发展方向的“一元”而已。

然而,这条灵动的“鲶鱼”,游进体量庞大的中国大学群,其意义不可小觑。

它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放程度。搁在一二十年前,难以想象,这样一所高度国际化的高校,既有中国户口,又有美国范儿,“脚踏中西两种文化”,能如此气定神闲立在我们身边,拥有展示其改革姿态与学术魅力的巨大空间。

更重要的是,这条“鲶鱼”的灵活游走,让其它鱼群感觉到一点不适甚至不服,刺激其加速游动,积极参与竞争,增进改革动能。比如,同是中国孩子,上纽大学生能快速组织起全球性学术活动,而国内其他高校的学生则少有涉足。高校体制机制的障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束缚着中国大学生创新的头脑和手脚,进而抑制了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空间?

中国高校,正面临生源流失的挑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而海外来华留学人员比例较低,中国出现了醒目的“留学赤字”。有学者分析,在全国每年近百万弃考大军中,因高考无望主动弃考者不足两成,因出国留学选择弃考者两成,因就业难而弃考者高达64.6%,农村学生弃考现象尤其突出。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相对滞后,应试教育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教授们热衷争研究项目、轻本科教学的现状,显然满足不了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渴望。

30余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解放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决定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对世界而言,中国有独特的魅力。那么,中国大学能否有一天,也无愧于高速发展的祖国,成为一块近悦远来的“磁铁”?

高教要发展,根本靠改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落实规划纲要,时间将近过半,高教改革须快马加鞭,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多样化人才需要与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人民群众期盼优质教育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增强教育活力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

而上纽大这条“鲶鱼”,在重重矛盾中轻灵地出没,足以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震。(2015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6.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

“大学教育应提供多样化的模式,让不同特点的孩子得到成长。”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描述他心目中的高校改革方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高等院校综合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林建华引用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的话道出教育改革的真谛:“教育不是工业,把产品以固定的模式和流程批量生产出来;教育是农业,给予作物适当的土壤、养分和阳光,它们就能自己成长。”

适当,意味着撒下的如果是小麦种子,就不能用种植土豆的方法来培土、施肥、治虫。“在课程设置、评级机制、甚至是专业设置上都应该实现多样化,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来挑选不同的课程组合、甚至自己设计专业。”林建华说。

已近耳顺之年的林建华,更多的时候将学生称为“孩子们”,儒雅的谈吐中饱含着长者对晚辈的关爱。“如果用一把尺子去衡量,确实能量出高低,但人的发展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应该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模式,促进不同背景、不同特点的孩子成长成才。”

早在北大化学学院就任院长期间,林建华就推动教授进课堂、建立面向本科一年级学生的顾问老师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近4年来,从就任重庆大学校长期间力推“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人事改革,到就任浙大校长期间选定8个院(系)进行综合改革发展试点,老北大人林建华在改革领域的探索从未停息。

针对近年来有媒体曝出“本科生就业率不及高职学生”“名校生收入不及高职生”等现象,林建华说,这并不奇怪,都是市场行为,但也启示我们要用市场能接受的方式来教育学生,尤其是一些偏应用的学校,应该和行业、产业更紧密相结合。

在林建华看来,目前高校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例如教师重科研、轻教学,毕业生就业难等,其根源都是未以学生为中心,而是以老师、科目为中心。“学校想着开设哪些学科、老师想着传授哪些知识,可传统学科能否适应社会需求呢?这个他们没考虑过。”

以学生为中心,学校要营造一种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鼓励大家放开思维去创新、去质疑、去批判、去追求真理,摆脱急功近利。林建华说,这一方面需要大学自身来倡导其应有的精神传统和核心价值,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度的支撑。

“作为管理者,我的看法是不要用量化的指标来定学校的发展任务,而是要解决学校长远的、基础性的瓶颈问题。问题解决了,工作自然就往前进一步。”林建华说,不过我们还会遇到新的问题,发展就是在问题的一项项解决过程中前行的。(2015年3月7日新华网)

上一条:高校信息择报第三十六期
下一条:高校信息择报第三十四期

 

地址:长春市卫星路6543号 邮编:130022
邮箱:
xcb@ccu.edu.cn
电话:0431-85250016 0431-85250017

技术支持:长春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版权所有:长春大学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