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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择报

2014年03月28日   长春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 审核人:

 

 

2014年第2期(总第十八期)

长春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编                            2014年3月28日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专栏

1.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创新 

2.放权,还要用好权 

3.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 

4.东北师大教授治学的探索:15年我们这样做过来 

5.构建利益平衡机制优化大学治理结构 

6.对话六所大学校长:大学章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专栏

1.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创新

我国大学的治理结构一直采用的是政府行政的管理模式。行政权力在大学管理的中心化程度越来越高。当大学中的行政彻头彻尾地演变为一套官僚体制的时候,长官意志、官僚思想、官本位思想等价值观便充斥在了大学之中。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阻碍了学术权力的正常发挥,导致我国大学的发展偏离了以知识创造为中心的现代大学应有的发展轨迹。本文认为,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创新是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工程。 

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现状及历史沿革

(一)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官僚体系 

我国高校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科层组织结构”,是一套完整的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从外部来看,与各级政府一样,我国每所高校都有行政“级别”,大学中的管理者都按照政府行政的级别进行设置。职称体系的构建,同样以行政级别来体现。大学中的书记、校长都按照政府的行政体制享有相应的等级和待遇。从内部来看,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治理机制。大学校长由主管部门任命,即便是由学校内部“选举”产生,也必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认可。校长以行政长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代表政府主管部门来行使对大学的管理权力。 

大学的行政体系一般分为校、院、系三级,规模较小的高校则分为院、系两级。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运行体系。高校各学院的院长(系主任)由校长任命,他们必须对校长负责。在校、院、系之间,形成了严格的等级,权力分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于高校中教育、学术、资源分配等问题的决策,基本是由党委会、书记办公会、校长办公会来决定的。学校设置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职务评聘委员会等机构,在各种决策中参与程度很低,即便是学术问题也很难不遭到行政权力的干预。而且这些“学术机构”的成员组成,往往渗透了行政意志,基本上是行政权力的延续。  

(二)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历史沿革 

自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第十九条规定:大学及专门学校采取校(院)长负责制,校(院)长领导高校的全盘工作,并直接向党和国家负责。将校长负责制正式纳入其中,规定校长代表学校、领导学校一切教学研究及行政事宜。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一切学校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61年9月,中央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高等学校的校长,是国家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着学校,对内主持校务委员会和学校的经常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10月颁布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长是国家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学校的经常工作。”“高等学校的党委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中的基层组织,是学校工作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要支持以校长为首的全校行政系统指挥行使职权,并监督检查他们的工作。”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从1993年1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8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1998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均强调并重申了高等学校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我国大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办学自主性 

我国大学治理结构对大学自主性的抑制,使得大学在适应社会发展上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高校在招生计划、专业设置、教学、科研、经费等方面的权力。但在现实中这些权力全部都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手中。以行政意志为转移的管理机制,制约了大学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造成我国大学缺乏内在的特色和个性,表现为趋同化发展。 

(二)行政权力中心化 

高校行政体系中的官僚化制度和体系,强化了高校行政权力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导致了我国大学在发展中的功利化倾向。2007年9月,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演讲中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三)教育资源功利化  

由于大学治理结构是行政权力中心化,使教育资源集中分配成为一种必然结果,进而形成了恶性循环。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功利化趋势已经渗透到大学的科研之中。由于各高校都把科研作为一项硬性指标来评价大学教师的工作,并且把它与所谓的“绩效”分配联系起来,因此,学术垃圾问题、学术失范问题频频出现。 

(四)教学科研边缘化 

现代大学的主体特征是教学和科研,因此,大学的主体应当是教师和学生,以教授为主导的学者群体和学生群体应该作为大学的核心。但实际情况是主体作用的日渐边缘化,在大学中他们没有话语权或是话语权较弱。 

我国大学治理的改革与创新

(一)大学的宏观治理 

1.提高大学办学自主性是改革的前提和保障 

扩大大学的自治权是全球大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新公共管理的观点认为,政府管理职能的主要任务是宏观调控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政府是以一个中立者的角色来管理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政府应该是政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执行者。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对于大学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立法来实现。教育管理的法制化程度直接影响到教育的质量。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国家的教育现代化,都表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在教育发展中就是通过法制途径来规范学校的管理,从而促进了教育的大发展。有数据表明,日本在1950年到1972年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科教因素贡献了52%。 

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大学治理中政府对大学的治理主要应该通过宏观的调控和立法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对大学宏观调控的实施,也不应该由政府来完成。从某种角度来说,政府对大学的直接干预越少,越有利于大学的发展。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政府对大学都没有进行直接的管理,都是通过一些中间组织和机构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实现对大学的管理。显然,大学自治并不是不要国家的管理,而是一种政府对大学有效的管理方式。 

2.多元参与大学管理是“去行政化”的必由之路 

在对国外大学的治理研究中不难发现,他们对大学社会化治理的程度相当高,这恰恰体现了新公共管理的观点。新公共管理观点认为,政府要把部分职能转出给市场,重视社会参与,从而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大学社会化的治理提高了大学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大学社会化管理充分体现大学组织的特性,保障了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世界范围来看,如英国的大学基金委员会;美国认证机构;法国的全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理事会、大学校长会议;日本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设置审议会等,都体现了大学治理的社会化。大学治理结构中的这些机构,通过承担高等教育的决策咨询、入学考试、质量评估和信息服务等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和指导协调。 

(二)大学的微观治理 

我国大学的组织结构与美国相同,实行的是校、院、系三级管理的治理结构。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的大学没有自主权,大学的三级管理制度基本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翻版,没能体现出大学组织的特性。在我国的大学中,不仅存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问题,而且还有政治权力的问题。政治权力的出现,使我国大学在管理中增添了行政管理权力的砝码。因此,我国大学在治理中的官僚色彩比美国还要强烈。同时我们还没有实现其“双向”权力运行的机制,使得学术权力被湮没于行政权力之中。 

1.平衡三种权力是当务之急 

“去行政化”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首要问题是三种权力的调整: 

第一,明确党委和行政的职权和责任。对于关系到学校发展的重要决策,应该有效地发挥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等会议的集体决策功能,而不能用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个人意志来全面指导学校的工作。因此,高校党委应该站在宏观层面上,为学校发展制定长远规划,应该成为大学监督的最高决策和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贯彻大学教育方向性原则问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人事组织工作,通过协调,让学者处理学术与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使学术事业的政治因素朝有利于学术工作的方向发展。 

第二,大学还应强化校长的管理职能,切实施行政校分开,使校长真正成为学校的行政首脑。大学校长的职责是对学校教学和科研提供服务。通过对人、财、物的具体管理,协调学术组织,把握学科布局,提高学校的学术能力。在完善科研设施,培养学术梯队,做好后勤保障以及图书资料建设等方面,发挥其行政职能。同时,作为大学校长,应该注重切实发挥教授团体在学校管理中的决策作用。 

第三,大学的教授团体在大学的决策中应该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在专业发展、教学发展以及学科发展等方面,应该成为学校学术决策的主体。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学术权力在大学当中都享有与行政权力相对应的管理权,不仅在学生管理中,发挥着主体作用,而且在学校发展的决策方面也享有较高的权力,充分体现了“教授治学”的大学管理理念。 

2.提升学术权力是改革的根本 

第一,教学和科研问题要由学术权力来管理。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学术力量在大学的管理中都得到了良好的彰显。因为,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有自己的特性,它的管理是以知识为核心,尤其是现代大学组织,更加强调对知识的创造。因此在大学的管理中,只有从学术本位出发,才能保持大学的组织特性,实现大学的管理目标。学术权力必须通过在管理决策中的参与,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协调。 

第二,学术管理的表现形式就是教授治校。从治理的角度来讲,教授治校就是要在治理结构中,通过明确的制度形式,确立和保证学术性权力在学校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管理得以制度化和规范化。由大学的教授决定或参与决定学校的重大事务的教授治校制度,至今仍然被国际上认可。从我国的现状出发,教授居于高校权力的中心地位,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3.构建合理院校治理结构是改革的长期任务 

美国的大学有高度的自治权,学院是美国大学中最有实质性权力的一级组织,大学对学院的管理只是监督作用。因此,在我国大学中实行学院制,其实就是对管理权力的下放,其目的就是在学校宏观调控下,强化和突出学院管理实体的功能。 

笔者认为,党委在大学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对大学发展方向的监督管理。校务委员会应该是大学中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主要对大学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制定相关政策。校长应当是校务委员会的最高行政长官,党委书记从监督职责的角度参与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成员构成主要来自学术委员会、各个学院的院长和各行政部门的主管、学术团体代表以及社会人士代表和学生代表。学术委员会代表大学的最高学术权力,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实施管理。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由各学院选举的代表组成。学术委员会主席通过选举产生。在学院的内部治理中,设立院务委员会和学院学术委员会。由学院院长担任院务委员会的主席。学院的书记直接进入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由各系主任、行政部门主管、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以及社会人士组成。院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学院的发展问题作出决策,并制定相关政策。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是学院的教学和科研管理机构。 

改革与创新原有的大学治理结构,对于我国大学治理带来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改善我国大学行政中心化的管理弊端;有利于协调我国大学中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有利于提升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有利于实现“教授治学”的现代大学管理理念;有利于大学管理的民主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大学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2013年12月20日北京教育杂志) 

 

2.放权,还要用好权

——全国政协委员热议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编者按: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当前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实践中,不少地区遇到了诸如“教育行政部门如何下放权力”、“高校获得自主权后如何办学”等难题。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委员们为此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用好自主权考验高校智慧

“现在直属高校有相当的自主权,关键在学校会不会用、怎么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说,比如,用好专业设置权、自主招生权、教师招聘权等,这些都考验着高校的智慧和水平。 

刘川生说,各级政府职能都在转变。教育部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整体部署中,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为学校发展松绑,我们高校非常欢迎。但从另一个方面讲,高校必须深化改革,练好“内功”,真正做好“用好自主权”这个课题。 

“教育部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一所高校要自主办学,首先要有自己的‘法’,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权力下放之后,要依法用权。”刘川生认为,大学章程的制定是一个新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依,其难点在于如何体现大学精神、自身特点、办学理念、历史传承等。 

“大学章程的制定要汇聚教工、学生和校友的共同智慧。我相信,随着大学章程的制定,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会不断完善,办学水平会得到大力提升。”刘川生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管办评分离一步步走才能稳

“要管、办、评分离,要实现职能转变,不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是什么都放权不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认为,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有试验,一步步走才能走得稳。 

“管、办、评分离,要十分慎重。学科评估如果交给第三方评价来做,如何实施,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如果根据这个机构的评审结果拨付高校经费,那么,这么大的权力谁来监督,会不会滋生腐败问题?在没有成熟的配套政策下,这样的放权是冒险的。”胡凌云说。 

在胡凌云心中,简政放权的路径是:第一步要遵法治,必须依法简政放权,什么权力收上来,什么权力放下去,这些要有法律依据。如果行政部门放掉了法律赋予的责任,也是一种违法。第二步是转责任,在放权的同时要加大监管,审批权下放,监管权加大。第三步是精人员,放权之后,事少了,人员也可以减少了,政府就小了。 

“改革要顶层设计和摸石头过河相结合,不能操之过急。中国这条船太大了,情况复杂,绝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今天就希望明天发生变化。”胡凌云认为,教育改革是渐进式改革,不能有大起大落,更不可用“休克疗法”,只管起飞,不管降落,而是需要渐进式的、管用的、配套的综合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兼顾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

“在深化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划分政府、高校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说,政府对教育的责任是非常重大和重要的,如果没有政府的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和支持引导,教育是不可能健康、协调、科学发展的,但反过来,如果政府管得过多、过死,就会制约高校的办学活力。 

“在政府放权的同时,高校必须要建立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要坚守办学方向,要尊重教育规律。”黄德宽说,为了避免“一放就乱”,在顶层设计上,需要同时考虑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三个层面。应该是政府放权在先,只有政府放权了,才能要求学校自律,在放权、自律的同时社会监督也就自然形成了。 

黄德宽认为,这几年教育主管部门对直属高校的放权还是不错的,但我国90%的高校是地方院校,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按照要求给地方高校放权,甚至有些部门正在变相地收权。地方政府统得过死、管得过死,就会制约地方院校的发展。 

“如果在数量上占90%的地方高校不能获得很好的发展,就会影响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督促各地政府,按照国家的顶层设计,逐步向地方高校放权。”黄德宽说。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把握好政府和学校的权力边界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高等教育法》给予高校七大方面的办学自主权,比如招生、教学、科研、国际交流等。但在具体执行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说。 

如何把握政府和学校的权力边界?赵艳林认为:“政府抓宏观管理,管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等政策导向。学校内部的事务,应由学校自主管好,比如课程设置、人员任用、国际交流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后,就可以更加灵活地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最大限度激发学校内部的活力,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高校建立起自我约束机制,真正把办学自主权用好。” 

赵艳林说,地方高校在整个高教领域占绝大多数,但一些地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并未落实到位,其中有很多原因。“我们非常盼望教育部能出台细则,让地方高校尽快发展起来。”(2014年3月6日中国教育报) 

3.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

——委员谈大学“试水”去行政化

陈群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王尚旭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许京军委员(南开大学副校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2013年以来,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举措。2013年11月,教育部核准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标志着高校章程建设取得实质进展。从今年3月1日起,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开始实施,学术委员会中“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4;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少于委员总人数的1/2”的规定,将从构想变为现实。 

大学去行政化面临怎样的障碍?如何才能做到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如何发挥章程在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方面的作用?对此,记者特邀三位委员,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去行政化是大学精神的回归

记者:社会上针对大学行政化的批评,很长时间以来不绝于耳。您如何看待大学的行政化?在大学中,学术与行政应当是怎样的关系?

陈群: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跟一般的行政单位有所不同。在大学的运作过程中,学术研究占据着重要位置,所以,必须给学者充分发表意见和决定学术事务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就不要行政工作,相反,高水平的行政管理是大学得以顺畅运作的基础。只有在合理的制度约束下,才能形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良性配合。现阶段,要实现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需要特别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二是理顺行政与学术的关系,避免行政对学术事务的不恰当干预。

许京军:大学去行政化这个话题,大家已经谈了好多年。我们首先要厘清“去”的究竟是什么。要保证大学的正常运转,行政管理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所要“去”的行政化,主要是指官僚化,针对的是大学的行政人员把服务和管理的功能简化为单纯的管理。去行政化,除了学校内部要处理好行政权与学术权的关系外,更取决于大学在社会中的定位是什么。政府怎样管理大学,关乎大学去行政化能否真正实现。在这方面,教育部做了很多工作,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推动大学章程的制定。

王尚旭:大学的行政化有悖于大学设立的初衷,有悖于大学的精神。大学的行政级别是计划经济和官本位思想的产物。去行政化是为了遵循教育规律,也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另外,按行政思维运作一个学校,设定各种不必要的评比和指标,会直接影响对学生的培养。现在我们很多大学的硬件设施不比国外知名大学差,但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责任感上要差很多,大学行政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用章程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

记者:大学章程被称作一所大学的“宪法”。您认为,大学章程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如何保障其发挥作用?

陈群:大学章程是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从我们学校的情况来看,制定大学章程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现代大学制度进行讨论和思考的过程。章程的制定既要充分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和经验,也要结合学校实际,既要有操作性,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今后学校的改革发展留下空间。章程一旦制定出来,学校各项工作都应以此为依据,保证它充分发挥作用,确保章程的权威性。

许京军:大学制定自己的章程,根据章程去发展,这样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行政化的问题,二是趋同性的问题。真正的高校办学自主权体现在各具特色的章程上。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就可以根据自身定位发展自己的特色。此外,大学章程不仅要获得学校内部的认同,而且也要获得社会的认同。我认为,现在最应该解决的是大学独立运作的法律保障问题。如果这个做不到,那么去行政化也就难以实现。

大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记者:您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还须克服哪些障碍?采取哪些措施?

许京军:目前大学出现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太少,需求大于供给。在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规则去约束,就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另外,我们还要研究清楚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所处的阶段,如果不把一些漏洞补上,急着向前跑,漏洞可能会越来越大。比如自主招生,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怎么去规范,都需要我们一一研究清楚。要知道,大学改革是一个综合性和系统性的问题,而并非某一个环节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需要探讨大学在社会中的定位。如果我们将大学定位成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社会机构,那么,这个机构的定性、法律保护等问题,都需要由单独的系统来解决。这不是一两个条文、一两部法律就能解决的,而需要逐步地系统地来做。

王尚旭:我想从文化和传统上谈一下。一方面,很多搞研究的人争着去当官;另一方面,不当官的人也习惯依靠“官”来管。这种源于文化传统的心理,必将使得去行政化不可能很快得以完成。我认为,不能因为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就暗自庆幸,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会很快实现,而应当认识到,“行政化”与大学自治能力、自治意识的增长互为消长,后者提高一点,前者才会消失一点。

陈群:赋予高校更大程度的办学自主权是一个趋势,从长远来讲有利于高校的发展。我认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既是大学发展的机遇,也是大学在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一项挑战。以前大学可以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则和指标来办学,不用做太多独立思考。当外部指挥棒消失之后,应该如何办学、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如何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成为高校必须好好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此外,在高校办学自主权扩大的背景下,尽快建立完备的自律机制,对于保障大学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2014年3月10日光明日报)

4.东北师大教授治学的探索:15年我们这样做过来

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进程中,“教授治学”体现了科学化、民主化的大学治理方向。“教授治学”先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之中,最近教育部又发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这标志着“教授治学”由学者探讨层面进入到国家意志层面,继而又进入到实质的落实推进层面。东北师范大学在“教授治学”方面较早地进行了实践探索,也不断地在进行总结和反思。 

15年前从建立学院教授委员会开始

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在学院层面建立了15个教授委员会,实行“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当时赋予教授委员会8项决策权力,包括学科建设、学术评价、资源配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师评职、教育教学、对外办学等几乎所有与学术相关的事宜。有香港媒体评价说:“东北师大的教授委员会几乎控制了大学校园里最为重要的人权和财权,最接近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 

至今东北师大教授委员会已经运行了5届13年。教授委员会在运行中有所发展和完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授委员会数量有所增加。教授委员会从最初的15个发展到如今的20个。章程规定,教授委员会原则上由7-11名教授组成,教授应是二级学科的带头人,第一届时有的学院师资力量不够强,只能学科相近的两个学院共建一个教授委员会。如今几乎所有学院都建有自己的教授委员会,对方便工作和科学决策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二,成员构成日益完善。教授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学院党委对教授委员会的作用发挥问题,最终规定学院党委书记是教授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其他成员由个人报名、全院教职员工投票、学校遴选考核小组提名、校长聘任的方式产生。一般院长都在教授委员会中,但其他党政副职多数不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双肩挑的领导逐渐退出学院教授委员会。第一届时学校双肩挑领导几乎都在教授委员会中,甚至担任主任委员一职,到第三届时,明确规定学校领导不能担任教授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到第五届时,进一步规定学校领导不参加教授委员会。 

第三,流动性逐届增加。教授委员会成员的新增和退出数都呈增加趋势。除了年龄原因(年满57周岁原则上需退出教授委员会),新增和退出的主要依据是学院教职员工对教授委员会成员的评价,拟任教授委员会成员在换届时均需发表竞聘演讲和述职,由全院教职员工无记名投咨询票,原则上得票高者当选,得票低者落选。第五届退出率明显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13年修订后的章程规定每届教授委员会成员需要轮换1/3以上,在制度层面上强制增加流动性。 

逐步演化为分层分类建立专门委员会

自2006年起,东北师大一方面继续完善学院层面的教授委员会制度,另一方面,在学校层面进一步探索“教授治学”,建立分层分类的委员会体系。 

——2006年,学校将原来具有荣誉性质的学术委员会撤销,重新建立了具有决策性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自然科学学术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各有25人,由在职的各学科带头人和部分校外高水平专家、学者组成,尽量保证学科领域的代表性。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人才引进、科研立项等7个方面的重大学术事务中发挥决策咨询作用。为了保障两个学术委员会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在学术委员会章程中明确规定,党委书记和校长不在其中。 

——2007年,组建教务委员会,将校级层面教学事务的决策权交予该委员会。成员由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教师构成。学校的“985教师教育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上亿元资金预算和项目实施,即由该委员会做出安排。 

——2008年,成立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负责每年上千万元的文献购置资金分配、文献资源的剔旧、分配调整、文献资源建设规划等,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该委员会,改变了以往文献资源建设管理由行政人员说了算、造成文献资源的大量闲置浪费的状况。 

——2008年,成立预算委员会,成员中包括学校经济管理、财会相关专业人员和教授代表,主要职责是对学校预算制定和落实情况、财务管理制度等工作进行指导与监督。在学校“推进内涵式发展”的进程中,预算委员会较好地保证了有限财力向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和科学研究倾斜。 

“教授治学”的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学校现有教授438人,其中2/5以上的教授直接参与学院或学校的重大学术事务的治理。校长办公会不直接讨论学术评价、学者推选、学科建设等专业性很强的事项,而是集中精力讨论发展规划、资源争取、服务保障等事宜。从治理结构上看,校长与各委员会的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校长对各委员会的决策有否决权和提请复议权,但至今,校长还从来没有行使过该项权力。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的决策相对分离,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对于东北师大而言,“教授治学”的另外一个重要成效,就是有效遏制了人才流失,尽管学校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但教授们普遍感到自身价值得到了尊重和体现。 

如何认识和处理两个核心问题

围绕着“教授治学”这个话题,归总起来是这样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谁来决策,二是如何决策。 

先来看“谁来决策”的问题。大学内部的重大学术事项,由教师代表决策已经成为目前大家的共识。但“教师代表”又有若干情况,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第一类情况,是单纯的教师,还是既有教师身份又担任行政职务的双肩挑人员来决策?只是由单纯教师决策,有人担心教师对学校或学院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步骤的整体把握会有偏差,重大学术事项是大学建设发展中的核心事项,关系着学校、学院的核心利益,加之目前大学往往是“巨型大学”,由单纯教师决策怕“难以承受之重”;双肩挑人员介入决策之中,有人又担心他们会利用职权主导决策,“去行政化”成为一句空话。笔者认为,“谁来决策”首先要解决的是科学决策的问题,所以,首要考虑的应是懂得学术发展规律的教授、专家来决策,其次才是规避以权谋私的问题。所以,让有能力、有水平的教授们来决策(其中可能包括双肩挑人员),是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至于可能出现的“行政化”问题,是“如何决策”的问题,应该由其他的机制办法解决。 

第二类情况,“教授治学”之“教授”是正教授,还是副教授或讲师?是少数教授,还是全体教授来决策?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大学的普遍情况是教授数量较大,占到了教师总数的30%左右。从教授中遴选出有治理能力的二级学科带头人或某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来行使学术权力是合理且可行的,这样既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也保证了决策的效率性。而副教授、讲师的权益可以通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加以保障,而不一定要通过直接地参与决策来实现。东北师大的各专门委员会,均是由单纯教师和双肩挑人员共同组成,其中教师比重均超过了1/2,甚至占到了大多数。 

再来看如何决策问题

“教授治学”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何决策”上。有人否定“教授治学”的合理性,原因也主要在“决策存在不公正、不平等的问题”。事实上,“教授治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根基是牢固的,“如何决策”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更好解决,那么“教授治学”定会枝繁叶茂。 

目前“教授治学”出现的主要苗头性问题,是在教授委员会(或其他委员会)成员范围内容易形成新的利益小团体,致使学术资源在教授委员会成员内部流转,甚至出现成员之间、成员与其他人员之间不正当的利益交易。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教授委员会之外的教师们的不满,他们渴望参与或者监督教授委员会的工作。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有两种基本态度。首先,这不是否定“教授治学”的理由,难道要回到过去由行政负责人一个人来决策学术事务吗?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潮流是回不去的。其次,这启示我们,“教授治学”之“教授”也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免疫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制度和机制,让决策变得更加公开、公平、公正。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实行任期制和轮换制,增加决策组织的新鲜血液,避免部分人员长期垄断学术权力。东北师大在2013年修订的教授委员会章程中规定,“教授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任期3年,连任一般不超过两届。”“原则上,每届教授委员会委员的更新比例不低于1/3。”原因即在于此。第二,保证决策程序规范透明,重大决策要采用实名或不记名票决方式。也许实名票决方式更具有“革命性”,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议政会议即采用实名制,市民根据定期公布的议员实名投票情况,评价议员履职是否合格,并在议员选举中左右议员的去留。这个例子对于完善“教授治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第三,实行列席制,扩大民主,加强监督。可允许副教授、讲师等其他教师列席或旁听教授委员会会议,这会促使教授委员会成员认真工作,并在决策时秉持公正,三思而行,对自己的言论和决策行为负起责任。第四,严格主任委员的选用。实践证明,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观念、视野、性格,特别是品格方面,对“教授治学”的运行效果影响很大。主任委员的选用要坚持“品学兼具,群众公认”的原则,可主要采用“自下而上”的遴选方式,而慎用“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 

总之,“教授治学”是一个权力重新配置、利益重新划分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生动而复杂的探索实践过程。尽管在现实中,“教授治学”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争议,但无论如何,她体现了科学化、民主化的大学治理趋势,符合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必将在新时期生机勃勃的高校办学实践中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2014年3月10日中国教育报) 

5.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优化大学治理结构

【核心提示】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重点举措,对于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提升教育品质有重要意义。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之一。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重点举措,对于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提升教育品质有重要意义。如果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效率低下、运转不灵,就很难推进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难以落在实处。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模式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马敏:我认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大学内部建立一整套利益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既要确保现代大学职能的实现,也要符合中国大学的实际。具体来说,这套平衡机制的构建,应从三个层面着手。

首先,要构建外部参与内部治理机制,平衡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一治理机制旨在打破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和封闭的办学体制,推动大学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打破学校内部自我决策的传统方式,形成政府、社会人士、大学管理者、师生等共同讨论或决定大学发展的治理模式,为社会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 

其次,要构建以学术发展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平衡大学内部政治力、行政力和学术力的关系。三种权力的存在都有自身合理性,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协调三者间的关系,使三种权力始终围绕学校的学术发展目标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保证内部管理顺畅、高效和有序,最终形成党委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三权合力的体制。 

最后,要构建高效有序的权力运行机制,平衡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关系。从国外大学的经验来看,其在本质上是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分离。这不仅避免了“议行合一”,增强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还能推进行政执行的高效化和专业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分离并非绝对,否则将不便于协调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应从哪里突破,如何突破?

马敏:我认为,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对大学内部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常规管理事务进行整合,突破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按扁平化的组织模式来设置机构,是优化大学治理结构的关键。

譬如,开展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突出学院重心地位,全力实施“学院办大学”,就是推进扁平化管理的有益尝试。过去的“一元制”管理体制,使学院权力太小,而学校行政管理的各处室掌握资源的权力过大,导致一边“捆着草”一边“饿死牛”,甚至出现了每到年底一些处室经费没用完而有些学院却“揭不开锅”的怪现象,造成学校资源的极大浪费。 

开展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将涉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人、财、物及其他资源配置等办学自主权“下放”到学院,学校行政部门只负责教学质量评估、教学科研及重大项目等宏观规划和监管,最终在学校内部形成小机关、大学院的管理体制。这不仅明确了学院在学校办学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增强其办学成本意识,还能加大学校宏观调控力度,便于集中精力谋大事、办大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当前大学治理改革实践看,您觉得还需要注意什么?

马敏:欲实现大学组织的有效治理,囿于治理结构的制度调整和优化是远远不够的。下一步必须超越治理结构,重视大学文化建设等非制度性因素。只有将制度与文化二者有机结合,注重大学精神的提炼和传承,回归大学育人的本源,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步伐。(2014年3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6.对话六所大学校长:大学章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编者按:大学章程之于大学,如同宪法之于国家。教育部日前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这是教育部第31号令《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实施以来,教育部第一批核准的高校章程。近日,《中国教育报》记者对这6所大学校长进行了独家采访。

第一批向教育部提出大学章程核准申请的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等6所高校,堪称高等教育改革探索者。怎样制定高校章程,加强和推进政府宏观管理与职能转变、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东南大学校长易红、东华大学校长徐明稚、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张清杰、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 

大学章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问:从中外大学发展的历史与规律看,章程在现代大学的制度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您看来,大学章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雨露:章程承载大学精神、昭示大学使命,对于回归大学本位,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和推进学校事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可以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点。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大力推进章程建设,既是努力落实《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的实际行动,也是基于章程是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是对大学“宪章”的基本认识。我们希望通过章程的制定、发布和实施,推进和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办学”的现代大学制度,促进学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进“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易红:章程是指导和规范学校各项工作的“宪章”和“基本大法”。依法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章程,是依法治校在大学的具体化。章程作为学校的“根本大法”,一方面明确了学校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确定了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有助于保障师生员工的权益,让高校自主管理有“章”可依,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进而保障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因此,制定大学章程是促进高校完善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环节,有助于高校加快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

徐明稚:大学章程是高校的宪法,是依法治校的重要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环节。大学章程一是明确了政府、学校和社会各自在学校治理中的职责、权利及义务,促进管、办分离,保障高校进一步依法自主办学,促进高校更清楚地了解社会需求并不断调整办学行为,同时使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制度化、规范化;二是明确了校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基本制度以及校院两级管理的基本体制,实现大学自主管理有了体制保障;三是明确了教职工和学生的权利及义务,高校师生对学校权力主体行使权力进行民主监督有了更加完善的形式与程序,强化参与学校管理的主人翁意识,激发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学校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落实“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曹德明:在我看来,这是推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高校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载体,对促进依法办学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同时,这是中国高校依法治校、依章办学的重要一步。章程是政府与学校在办学问题上的契约性和赋权性文件,将充分给予学校依照章程开展相关活动的权力,高校对内部事务依法具有独立裁量权。

张清杰:2010年中央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国家层面确立了高等学校通过“加强章程建设”,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发展路径。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对推进高等学校章程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支撑,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为基础的法律法规体系。大学章程是法的治理模式、法的精神和法律条规在大学的延伸和具体化、个性化,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促进高等学校实现大学使命的一种制度性保障。

杨宗凯:“制度是学校一切工作的灵魂”。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深化高校管理运行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已成为促进学校内涵发展、提升办学质量的新红利。而章程正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大学治理的一般规律需要经过各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并通过章程使其稳定和规范下来。因此,章程作为学校的总宪章,是大学治理理念、治理结构的集中体现,是调节学校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学校接受监督、进行自律的基本依据,也是学校明确办学方向、凸显办学特色、巩固改革成果的重要保障。

落实章程,面临着什么难题

问:首批6所高校章程被核准,可以说是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步骤。制定和落实大学章程,当前面临什么难题? 

陈雨露:章程是大学的“宪章”,在《中国人民大学章程》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讨论的焦点或者说难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在章程中体现人民大学追求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一流大学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应当体现甚至引领社会的核心价值,对人民大学这样具有特殊历史和使命的大学而言更是如此,这样就对学校章程的建设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另一个是如何通过章程来体现和保障“回归大学本位、守护大学精神”。我们认为,制定和落实大学章程,就是要确保学校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真正做到以学术为本,以师生为重,就是要真正把这种理念、精神和要求切实贯彻到各项日常工作当中。

易红:与先有章程后有大学不同,我们是先有大学后补章程,所以在制定我校章程的过程中必须兼顾理想模式与现实状况,有许多问题也迫切需要紧密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深入研究,逐步明确和解决。例如学术组织的建设和学术权力的履行问题,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如何防止学术组织的行政化问题等。为此,我们在章程制定的工作中,对于符合改革发展方向且成熟的东西写得详细一些,正在探索的、只能明确原则的就写得简约一些,不追求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章程,保持必要的弹性和预留修订的空间。

徐明稚:一是制度体现的是治理的理论和理念,制度制定的过程就是一个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首要任务是对依法治校、依章治校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法治”优于“人治”是必须有的共识。二是制度制定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制度落实和执行中统一思想认识的任务依然艰巨,我们期望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及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些都必须支付时间的成本,肯定没有领导个人“拍脑袋”的独断有效率,所以“法治必须支付协商和程序等时间成本”、“磨刀不误砍柴工”也是必须有的共识。三是章程只是学校治理的根本法,还必须建设和完善以章程为龙头的校内制度体系。四是舆论宣传和能力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和校园舆论氛围,并且不断提高各级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五是建立章程执行的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加强问责与督促,例如将章程执行情况作为学校年度工作报告的内容之一,向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及主管部门报告。

曹德明:章程制定的最大难点在于凝聚办学共识、激发办学活力。章程作为“大学宪章”,对内部而言的首要意义,在于章程是学校内部经过观点博弈之后而达成的办学共识,对学校的治理结构以文本形式予以明确,从而以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契约的形式规定学校内部每个个体都按此规则行事,激发共同奋斗的办学活力。落实章程的难点,在办学主体上,真正实现“学校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以学生和教职员工为本,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尊重学术自由,鼓励学术创新。”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科研资源整合,由学校的规划主导发展转向师生的自我价值实现。在治理方式上,我们将落实章程规定的“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学术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和“学校实行校、院(系、部)两级管理体制”。

杨宗凯:章程建设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困扰和难题是难免的。一个是思维惯性的问题,大家在没有章程的情况下,依靠经验惯性运行了很多年,因此,章程制定实施的过程就是从经验到法治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的转变是比较难的,需要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也需要全校师生的拥护支持。一个是章程特色的问题,“千校一面”的章程要极力避免,一定要体现办学特色,吻合学校实情,凸显自身个性,这个也值得深入思考。一个是利益整合的问题,章程制定实施的过程也是充分体现协商民主和法治精神的过程。

大学章程,怎样真正发挥作用

问:第一批向教育部提出核准申请的6所高校起到了高等教育改革探索者的作用,怎样才能让大学章程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束之高阁? 

陈雨露:章程的制定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而如何落实好章程要下更大的功夫,甚至更难。学校将重点抓好两个环节,一是抓章程的配套。以章程为指导,进一步清理全校各类规章制度,健全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规章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一定是详尽的、全面的、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是一套升级版的。二是抓章程的执行。章程制定的再好,不执行、不落实,就是空的。因此,要推进规章制度体系的执行和实施,不折不扣地一条条、一项项落实,推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最终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

易红:首先大学章程要成为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和社会各方共同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尤其在校内要宣传、强化师生员工遵守章程以及运用章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提升学校管理者照章办事的自觉性,把大学章程内化为相关各方的行为准则。二是必须围绕章程制定一系列相互衔接和配套的规章制度,具体细化章程的操作层面,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东南大学在章程制定过程中,特别强调章程制定不只是单纯的编制一个章程,章程不能孤立存在,而是要以章程制定为核心,牵引带动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建设。为此,学校内部审议通过《东南大学章程》后,即围绕章程启动全校各类规章制度的梳理工作,加强章程实施需要的配套制度建设,并重点推进了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章程修订工作。三要切实接受教育部等大学举办者以及校内独立监督,将按照章程运行的具体规定纳入全校工作评价体系,并发挥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作用。

曹德明:章程要有执行力,要具备约束力,要有“牙齿”,有三点是重中之重:一是权威性。要确立章程的宪章地位,这就要有一定的制约机制、监督机制,违背章程原则的规范要废除,违背章程原则的行为要终止。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章程第八十六条做了明确规定。二是稳定性。一部好的章程,不仅要考虑现实,更要考虑长远,要为学校的改革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上海外国语大学章程中涉及教授治学、两级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等内容都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三是可操作性。章程是学校大法,但也不应该是模糊的条文。涉及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治理模式以及决策程序等内容必须要有明确的权力边界和操作程序。可以说,上海外国语大学章程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张清杰:使命感是人内在的永恒的核心动力。大学章程作为大学特定使命的制度载体赋予每一位大学人的使命感,完成大学使命,是实现大学人人生的价值追求。大学章程确定大学办学活动的基本准则,是大学各项规章制度制定的前提和依据,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学校规章制度体系,制定并实施符合大学章程规定的学校规章制度,保证大学办学自主权合法有效的行使,既是让大学章程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落实大学章程的有效途径。通过大学章程的贯彻实施,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大学规章制度体系,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和师生权利保障机制,形成学术自由、管理科学、民主法治的文化氛围,保障大学依据章程自主办学。

杨宗凯:“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权威在于必行,章程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一要加强章程宣传。把章程宣传与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相结合,使全体师生知章程、学章程、用章程、守章程。要加紧围绕章程对校内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清理,建立以章程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二要加强执行监督。通过充分发挥纪委、审计、教代会、学代会、政府、家长、舆论等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来推进章程的实施。其前提就是高校要围绕内部权力运行的核心节点、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师生关注的权利义务,全面推进信息公开和办事公开,为内外监督创造必备条件。

面向未来,怎样扩大高校自主权

问:面向未来,怎样进一步扩大高校自主权,切实推进高校依法治校、依章程自主管理? 

陈雨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改革的部署,强调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面向未来,我们认为,需要重点突破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管理部门要放权,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实现“管办评分离”。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逐步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原则上凡是由学校能自主决定的事项应当一律下放到学校。二是学校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体制机制。学校能不能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这是政府放权的制度前提。学校要加强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真正把“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办学”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健全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易红: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教育改革重点之一。大学章程明确了学校与举办者以及社会的关系,为落实办学自主权,推进依法治校、依章自主管理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障。对于高校来说,扩大办学自主权,需要内外兼修,做到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与加强学校权力自律的平衡统一。即教育行政部门要以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加强部门协同,确保放权到位,为扩大自主权所面临的人事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等提供必需的外部环境支撑。同时,学校要有良好的制度基础来确保自主权的科学实施,保证各项办学活动的合法性和有序性,强调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有约束、有监督的,为学校的依法自主办学奠定良好的基础。

徐明稚: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教育改革重点之一,也是一直以来社会所关注的热点,学校依法独立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路还很长。一是扩大自主权和依法办学互为依存,相辅相成。学校不能依法自律,政府就不能放心放权;政府不能放权,学校就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独立自主地办学。二是政府首先要对现有给予的高校办学自主权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亮出自身和学校的“权力清单”,真正形成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就不能随意作为”,对学校而言“法无禁止就能积极探索”的共识。三是就学校而言,首先要牢固确立依法办学的意识,其次要在遵循办学规律的指导思想下积极探索,激发办学活力,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杨宗凯:这个问题我们要辩证地看。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就有利于学校发展,用得不好,权越多越麻烦。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转变职能,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学校要依法自律,用好权力。当前,章程的出台为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将严格落实学校章程,加快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处理好政治力、行政力、学术力与民主力的关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同时,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明确管理权限和职责,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支持和保障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

大学章程建设进度表

2011年11月教育部制定发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高校章程制定的原则、内容、程序以及核准和监督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和环节进行了全面规范。 

2012年,教育部遴选了中国人民大学等12所高校作为章程建设试点学校。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等6所大学率先进行了章程的校内起草、广泛征求意见和审议程序,完成核准。 

根据2013年9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2013—2015年)》,进入国家“985工程”的高校要在2014年6月底前完成章程起草工作,“211工程”高校要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章程起草工作。所有高校要在2015年年底前完成章程起草工作。 

(2014年3月17日 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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