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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信息

2015年10月21日   审核人:

2015年第08期(总第163期)

长春大学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编                     2015年10月19日


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举行

— 教育部网站  

10月12日,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新闻发布会在教育部举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就大赛总体情况及全国总决赛的相关安排做了新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首届大赛承办单位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韩晓峰就全国总决赛筹备工作做了说明;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欧阳建平、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郭军分别就省级复赛和校级初赛情况做了典型介绍。大赛冠名赞助企业中国建设银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于潇出席发布会。  

今年4月10月,李克强总理视察吉林大学时,对举办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作出明确指示。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指示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大赛于今年5月启动,截至9月15日,已吸引31个省(市、自治区)1878所高校的57253支团队报名参加,提交项目作品36508个,参与学生超过20万人,带动上百万大学生投入创新创业活动。大赛普遍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行业产业紧密结合,覆盖“互联网+”传统产业、新业态、公共服务、技术支撑平台等领域,展现了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生机和活力。  

经过校级初赛、省级复赛,产生300支优秀团队进入全国总决赛,其中创意组项目111项,实践组项目189项。湖北、湖南、河南入围全国总决赛的团队数量位居全国前三位,其次是江苏、广东、安徽。  

首届大赛全国总决赛将于10月19-21日在吉林大学举行。总决赛将产生金奖30个、银奖70个、铜奖200个,并从金奖项目中决出冠、亚、季军。  

全国总决赛期间,将同期举行五项活动:一是召开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座谈会。推动各地各高校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为国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智力支撑。二是举行“互联网+”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报告会。邀请“互联网+”领域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领军人物做报告,介绍“互联网+”产业发展趋势、行业人才需求和产学合作育人的成功经验。三是举行创业项目团队与投机机构对接洽谈会。四是举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五是举行颁奖仪式和全国总决赛闭幕式。  

为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的目的,使大赛真正成为推动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教育部正推动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搭建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对接的桥梁,加强对项目的后续指导服务,促进项目孵化落地和大学生创业企业成长壮大。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正在筹建大学生创业投资机构联盟,助力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结束之后,将出版优秀创新创业成果案例、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解读,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实践和理论指导,促进大赛成果转化。  

慕课发展面临的挑战

—光明日报  

教育本身无新旧、好坏之分,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之下,教育模式出现了强弱之分,科学技术的发达使某些强势教育理念迅速遍布全世界,不同教育理念相互碰撞产生的结果是弱势群体自觉学习借鉴优势的教育理念。在国内大力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促进与国际教育接轨的大环境下,面对汹涌来袭的慕课风潮,我国以“985”“211”为主体的高校纷纷以课程改革、平台建设、项目创新的形式积极推动慕课的发展,众声喧哗的背后既有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客观需要,也有追赶潮流的主观需求。慕课要在中国的本土生根发芽,在中国获得长久发展,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面临的不仅仅是慕课平台建设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其如何融入我国的教育体系,满足教育发展的本质需要。  

首先,我们要明确慕课的适用范围,即科技与人文对慕课的适用是不同的。教育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系统,内部有诸多细小分支,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内容都可以通过慕课来讲授,相比于科技教育,人文教育更需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沟通,多维度的讲解,即便是同样的人文教育课程,不同文化背景下,其讲述的方式,受众的需求,理解的需要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内容。

其次,我们要在慕课教学中关注共性与个性的需求。慕课对授课内容和质量要求非常高,这是能够大规模吸引学生参与的前提条件,但也决定了慕课的内容整齐划一,很少考虑到不同学生的需求,如何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学习程度、学习效果的不同给予个性化的指导,从而达到发挥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弥补学生的不足,激发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慕课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再次,我们对慕课的教学成效既有对技的要求,也要有对道的要求。教育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的教育文化重在“谋道”,这里的“道”意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便在今天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日益凸显、世界产业趋同化日益突出的社会里,培养实用型、职业化人才在中国当前的教育体系中也只能是一个初级目标,中国现代教育仍然追求“育人”,其意为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育人”的过程不是让学生面对冰冷的机器,而是一种人心的反观、反思,这显然不是慕课所能替代的。

上述挑战决定着我们在建构慕课的时候,要把握好发展方向。  

一是从教育本身的发展角度看,各个国家的教育理念在横向上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在纵向上继承前人的成果,教育的发展是多元的,而非单面的,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教育要不断向前发展,必须跳出单一思维,在不同的教育理念发展中寻找平衡点,这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对去除教育霸权主义、教育中心论,实现异质教育的互识、互补都有独特的意义。慕课作为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要融入中国的教育体系,真正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必须根据我国国情、文化环境的需要进行改造。  

二是发展方向实现商业模式和公益模式的统一。植根于西方商业文化环境的慕课自发展之初就吸引了众多投资公司的青睐,在公司的参与下,虽然很多慕课平台的授课内容是免费的,但一些后续的服务,如学业证书、成绩单、就业推荐等项目却是收费的。暂且不论西方国家以商业营利模式为主体的慕课到底能走多远,慕课要在中国获得大发展,必须将商业和公益模式合二为一,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信息技术基础较薄弱,教育的现代化整体水平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教育是利国利民之事,是国家战略先行的民生公益事业,慕课作为教育的一部分,不能在金钱、商业浪潮的驱使下迷失了方向,而应该作为促进教育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方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化。  

三是教育主体实现教师和学生的统一。慕课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社交服务、在线学习、大数据分析等理念融于一体,其在线教育课程大多由名校名师主讲,学生评判,开设同样课程的其他老师则由主讲转化为辅助老师和助教的角色,教师群体分工日益趋向多元化和专业化。在慕课模式下,学生的评判功能得到了加强,但却不能因此而弱化教师的功能,主讲的教师,以及转向辅导、咨询功能的教师,体现的也只是角色分工的不同,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依然占有主导地位。由此,无论是在线教育还是传统课堂教育,都需要学生、教师的充分参与,互为主体,和谐统一,才能有效达到教学目标。  

四是学习方式实现集中和分散的统一。现有的教育主要是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学习,慕课模式下的学习方式从坐在课堂里规规矩矩的“正式学习”转向课堂外的“非正式学习”,学习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下进行学习。两种学习方式各有利弊,集中的课堂学习方式传播范围有限,知识更新速度慢,却有利于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和精神沟通,分散学习方式为大众开启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同学、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因此,未来的学习方式应是线上线下、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互相补充的长效循环机制。  

五是覆盖范围实现智慧校园和智慧社会的统一。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是要在社会中营造学习的文化氛围,构建学习型教育网络,培育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社会理念,是“智慧社会”的初级阶段,慕课是教育资源走出校园,实现智慧社会的有效手段。在当前学校信息化水平发展不均衡的条件下,我国要实现智慧社会,必须依靠智慧校园,形成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区域联盟,实现不同学校之间学科的优势互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在智慧校园和智慧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上,达成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目标。  

三个弊端严重影响高等教育质量

—光明日报  

近日,关于“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讨论再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是一个新话题。自上世纪末大学扩招以来,类似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今天的博士不如5年前的硕士,5年前的硕士不如10年前的本科。”这似乎不只是用人机构的评价,就连学生自己,底气恐怕也不足,不知道自己在大学里到底学到了多少有用的知识。然而,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了吗?答案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至少要提出诸如衡量大学教育质量的标准是什么,测算的数据是什么,以及统计分析结果的含义是什么,等等关键性问题。缺乏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只是凭感觉就得出“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结论,不仅草率,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  

但有时候感觉也的确反映了部分事实。一方面,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不得不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不断推迟就业的时间节点;另一方面,用人机构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但放眼望去,几无可用之人,寻找合适的员工变得越来越困难。劳动力市场上供需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正在加剧。  

这说明大学的产品——本科毕业生——没有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至少没有充分满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除了快速扩招,盲目扩大规模和大学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方式等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三个更为根本性的弊端——我称之为“刻舟求剑”“陪太子读书”和“纸上谈兵”——正在严重影响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弊端,建立起全新的教育模式,大学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高就是一句空话。  

弊端一:刻舟求剑

“刻舟求剑”是指当前本科教育严重滞后于外部世界的快速发展。从国际来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引领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互联网以及其他新兴技术开始颠覆整个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运行;从国内来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在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术变化的速率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使得19世纪以来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目标的大学教育体系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它根本跟不上步伐。正如谷歌公司高级副总裁罗森堡所说:“不要成长为一个专才,因为工作会变。当下科技的脚步变化太快,专才会无所适从。”  

更大的麻烦在于,20年后,世界也许会变成一个用我们今天的知识和眼光所根本无法理解的世界。那时候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和今天的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大学毕业生将不再可能从已有的“知识储备箱”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只能根据新的变化了的情况,通过合作和协调,共同解决面临的难题甚至是危机。这就要求大学教育必须要摒弃“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专业化教学模式,而建立以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合作精神,理解不同文化和价值观,提高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要目标的新的教育模式。  

然而,自1952年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相应建立起以高度专业化为特征的高等教育体系以来,专业化思想就在中国大学里根深蒂固。不只是大学,社会的认识也大体如此。如果学生不学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性技术,就像南方人没吃米饭一样,心里没底儿。大学抛弃了古代中国教育中“重道不重术”的优良传统,正在退化为职业技术培训所——不是说职业技术培训所不重要,而是它们和大学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使得通识教育的推行在大学里往往会遭到强烈反对,分外艰难。一个危险性的信号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面对变化速度如此之快的外部世界,学生在大学里接受的专业化训练程度越高,毕业之后适应、调整、转化的余地可能就越小,就好像那个在船舷上刻下记号的楚国人一样,又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剑呢?  

弊端二:陪太子读书

“陪太子读书”是指大学教育的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现象严重。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按照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大学是由各个专业院系组成的。它们是大学里的“诸侯”,有各自的特殊利益,未必和大学的整体利益相一致。院系的管理者和教师,最关心的是专业教育。这不仅因为这是他们的偏好,也是其利益所在。由于长期专业训练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往往容易习惯性地按照培养专业科研人员的思路和模式去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就像其老师曾经做过的一样——力图使每一个学生的专业基础更扎实,专业能力更强。实际上,这是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而不是本科生的培养模式。  

但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未来都想从事专业领域的科研工作,社会也不需要所有大学毕业生都从事科研工作。更显著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学生不想也不会从事科研工作,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的科研就业岗位非常有限。统计数据显示,各专业本科毕业生最终从事本专业科研工作的比例不超过10%。即使在科研领域内部,根据一项对近年来诺贝尔奖得主所学专业的研究,大约85%的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也不是生物学专业毕业的。既然90%以上的人毕业后都不会从事专业科研工作,为什么要按照培养不到10%的科研人员的模式去组织本科教学呢?大学和院系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不足10%的人身上呢?为什么要让超过90%的学生成为不足10%的学生的“陪读”呢?这不是巨大的浪费吗?看来,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模式应当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将学校的大部分本科教育资源按照不是培养专业科研人员的方式投入到超过90%的学生身上,而将小部分资源按照培养专业科研人员的方式投入到不足10%的学生身上,各尽所长,各得其所。  

历史上,美国顶尖大学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争议:本科教育应当采取和研究生教育同样的模式吗?大学所要招收和培养的学生,到底是以成为学者、科学家、大学教师或研究博士为目标,还是成为未来在各行各业取得成功的领导者?如果是前者,招生时就应当尽可能挑选那些学业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如果是后者,招生时除了要考虑学业成绩之外,还必须参考那些对于取得成功而言更为关键性的素质:动机、热情、坚韧、道德责任感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等等。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受到苏联航天科技最强有力的挑战,对科技人员的需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时,对此的争议也达到了白热化的顶点。但即使在那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等最顶尖的私立大学也没有选择前者,而是坚定地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为大学的根本使命。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本科阶段,大学不仅要教给学生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活动,激发他们的好奇心、热情、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提高他们对事物的敏感度、洞察力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感,等等。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而言,这是更为基本的挑战,也是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素质的要求。当学生走出校门时,大学给予学生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毕业证书、成绩单,还是别的东西?我曾经请几位大公司的CEO列出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最看重的素质,其中重合度最高的是:人品好、身体好、人缘好和想法多。至于大学和学生所最看重的考试成绩、英语熟练程度和艺术特长等,他们根本就不在意。面对如此之大的差异,大学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去满足用人机构的这些需求呢?  

弊端三: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指的是书本理论知识——许多实际上已经过时——过多,缺乏与实践生活的系统性联系。学生背诵了大量用来应付考试的理论、名词和术语,却缺少对真实世界的认知、理解和同情,甚至漠不关心。以经济学教育为例,许多学生对帕累托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勒拿指数和精炼贝叶斯均衡等模型和术语滚瓜烂熟,却看不懂一张基本的企业财务报表,这不是令人奇怪的现象吗?一学期18周的教学计划中,至少有17周是在教室里度过的,学生又怎么可能有机会了解到真实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脱离实际的教学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创造力,使他们只会根据现成的理论、知识和数据去做外围性的辅助工作,却很难独辟蹊径、无中生有地进行开创性的领导工作。学生的学习、模仿能力很强,但提不出独创性的思想、方法和模式,一旦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领域或危机,则茫然不知所措。这是中国社会缺乏自主创新成果的根源,也是面对重大灾害时行动效率低下、损失巨大的重要原因。的确,在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很快把欧美的新东西引入国内,甚至因为中国市场的广大而取得比欧美国家更大的成功和商业利益,但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提出一个全新的东西——比如Google、Uber、Twitter,等等——让欧美发达国家来模仿中国呢?  

美国顶尖大学本科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千方百计提供各种机会,增加学生与社会的接触。以MIT(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它的核心理念是“关心真实的科技与世界”。教授鼓励学生提出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稀奇古怪的想法,并动手把它做出来。有时候,教授会把学生丢到印度一个穷乡僻壤中,在没有网络、没有数据、没有资料、没有任何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要求学生研究真实的事件和问题。有趣的是,美国顶尖大学的课堂对笛福笔下的鲁滨孙特别感兴趣,常常要求学生设想如果自己处在鲁滨孙的环境下,应当怎样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许多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就是从对鲁滨孙的讨论开始的。  

因此,和“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了吗”相比,更有价值的问题也许是,每一所大学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反思如何改善自己的本科教育,更好地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求。这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如果你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他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教育。社会机构也是一样。  

地方高校如何特色发展

—光明日报  

办学特色是高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为大家所公认的、独特的、稳定的、良好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推动地方高校特色发展,是由高等教育阶段性特征决定的,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历史演变的必然选择,是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需要,也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规律的必然要求。地方高校特色发展,从层次上看包括特色高校、特色院系、特色学科、特色专业,从功能上看包括人才培养特色、科研特色、服务特色和文化传承创新特色。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形成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特色

人才培养是地方高校的立身之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形成人才培养特色。湖北地方高校通过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力调结构、着力推改革、着力强学科,打造地方高校育人特色。  

一是着力调整地方高校专业结构以形成育人特色。建立目录指南机制,加快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每年公布限制设置、禁止设置的专业名单,避免因低水平重复建设而造成结构性过剩。建立评估监控机制,对新办专业、布点较多专业,实行合格评估、专项评估。建立预警退出机制,每年向社会通报各高校、各专业高考第一志愿报考率、初次就业率、新生报到率,作为招生计划、项目安排的重要依据。通过专业结构调整,聚焦重点和优势,压缩“平原”,多建“高峰”,集中建设好与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  

二是着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形成育人特色。本科高校以“校企合作育人、科教协同育人”为重点,推进实施战略新兴产业人才、卓越工程师、卓越医师、卓越农林人才等人才培养计划。高等职业教育以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为重点,加快构建具有湖北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造“职业教育品牌”。加大研究生教育改革,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三是着力做大做强地方高校优势学科特色以形成育人特色。大力推进学科建设管理制度的创新。从湖北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出发,加快构建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发展、传统支柱产业优化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等加快发展需要的,与人才市场需求紧密对接的湖北特色学科体系,引入竞争机制,强调特色发展和优势集成。大力促进地方高校传统学科改造提升。理科改造要注重“科教协同”,把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成果转化为专业教学内容。工科改造要面向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校企共建力度,着力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同时,要优化发展农、医、经、管、法等学科,加强培养实务人才。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形成地方高校科研特色

科学研究是地方高校的重要职能。湖北地方高校从体制机制入手,抓好创新能力提升、创新要素配置、创新绩效评价三个环节,打造地方高校科学研究特色。  

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科研特色。目前,湖北地方高校有10个认定类、21个培育类“2011中心”,它们正在加快落实建设方案,加强绩效评估,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从而推动高校与骨干企业、科研院所组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全面推进应用研究与产业需求对接,探索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逐步形成具有各校特点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形成科研特色。建立和完善基本科研业务费制度,逐步形成竞争性项目和稳定支持有机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完善激励高校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建立人力资本、技术资本、金融资本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担保补助、风险补偿金、“过桥贷款”、创新后补助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高校科技的投入。通过创新要素配置,将资源向高校特色和优势研究领域汇聚,打造高校科研特色。  

三是通过绩效评价形成科研特色。按照部属高校、地方本科高校、高职高专院校三个系列,对高校的科技贡献分类排名并公布,重点考核高校科技成果在鄂转化的效益。建立“高校服务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考评制度”,对高校进行全面考核、定期表彰。通过绩效评价,引导高校形成科研特色。  

深化社会合作共建,形成地方高校社会服务特色

服务社会是地方高校发展之基。提升服务能力应突出服务的“地方性”,形成服务特色。  

一是通过紧扣发展需要形成服务特色。湖北地方高校以特色优势学科专业为合作基础,与企业开展合作育人、合作科研、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各高校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实现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和高校优势特色学科专业对接,不断壮大特色服务领域。  

二是通过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形成服务特色。地方本科高校以应用型为办学方向,通过全面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建立行业企业参与的治理结构,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的专业体系、进一步发挥区域和行业技术中心作用,推动地方本科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在转型发展中形成服务特色。  

三是通过政策导向形成服务特色。将教师分为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和社会服务与推广型,改革职称评审制度,对从事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在职称评定时指标单列,予以倾斜。通过政策引领,为高校形成服务特色提供政策保障。  

深化人文社科创新机制改革,形成地方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特色

文化传承创新是地方高校的历史责任。湖北地方高校正在进一步深化高校人文社科创新机制改革,加强高校智库建设,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支持高校参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打造地方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特色。  

一是在地方高校智库建设中形成文化传承特色。地方高校紧紧围绕区域重大战略需求,进一步深化研究体制、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打造一批具有湖北特色的高校新型智库品牌。  

二是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中形成文化传承特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进一步扩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在省级重点学科中的比重。投入建设一批省级特色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每年投入1300万元,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研究计划,每年公开征集选题招标资助一批重大研究项目。  

三是在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形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特色。加强高校特色文化传承基地建设,大力开展特色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教育与传播,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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