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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信息

2015年09月29日   审核人:

 

2015年第01期(总第156期)

 

长春大学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编                      2015年01月05日


 

 

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盘点

——“2014年高等教育大事”学术沙龙     

主持:贺祖斌

研究生:孔苏 雷蕾 葛磊 李东航 方玉佩 张羽 蒲智勇 张艳婷 宋晓洁 骆伟森

贺祖斌,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组成员为华中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师范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     

【编者按】 由贺祖斌教授主持,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的“年度高等教育十大事件盘点”的学术沙龙到2014年已经举办了9期,每年的研究成果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网”上首发,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种积累多年的讨论形式和成果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该学术团队继续对“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进行了深度分析,并坚持独立评析。我们期待每一年以这种专业性、针对性的探讨,管中窥豹,见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     

2014年1月14日,应《光明日报》之约,我与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别敦荣教授的“高教三人谈”——《高教改革为何要动这几块“奶酪”?》,其中谈到2014年高教改革展望:2014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的第一年,若干重大措施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逐步落实,新的高考改革政策将出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将在更大范围推进,高等教育评估与专业认证将渐次展开,高校综合改革将有新进展,政府将重新审视高等学校科技评价体系,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必然带来高等教育外部和内部各种问题和矛盾的暴露,等等。展望2014年,有期待,有迷惘,有压力,有动力,有困惑,有希望。回顾这一年,我国高等教育到底哪些事件留下值得我们记忆?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到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从教育发展中心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师德长效机制到新一轮教育综合改革;从五位一体评估制度到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颁布;从大学校长更换到专业就业率公布。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年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推进改革以期冲破藩篱桎梏,这些事件成为今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缩影。    

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分类管理凸显应用

事件回顾

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2014年6月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加快建立分类设置、评价、指导、拨款制度。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这些政策出台,目的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培养培训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就意味着部分高等学校面临一次新的转型。【摘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年6月24日】     

●讨论     

1.李东航: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后,很多专科院校纷纷升格、合并而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其办学定位本应着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高级技能型应用人才,但有的院校却热衷向“研究型”高校转型,忽略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办学定位。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政府加强高校分类管理的体现,有利于扭转目前我国高校同质化及应用型人才培养不力的局面。地方高校应该利用这一历史契机,合理定位,大力培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以服务求生存。     

2.张羽:高校的定位决定高校长远的发展战略,这种定位扎根于高校对自身发展优势的充分认识,重点是强项式的“差异化”发展,而非趋同化的“补弱”式发展,即“扬长避短”。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应主要考虑应用型人才与社会需求对接的“实用性”和“适应性”,使应用技术型高校服务社会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定位更加明确。     

3.葛磊: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不能只靠高校自己调整自己的结构,还要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也应该在推动高校的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急需求什么类型和层次的人才,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技术开发和改进,不是靠“等”,而是靠主动对接和培养。企业加强与高校的沟通,建立合作培养班、实习基地、对口培养项目等等,在技术上、设备上支持高校的转型发展。     

4.张艳婷:当前高校对人才的培养与社会对人才需要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为此,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不仅是顺应高等院校结构优化的需要,更是促进转型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的手段之一。通过引导和推动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支撑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对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5.蒲智勇:我认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高校“同质化”发展倾向,造成“同质化”的原因我想有以下两点:一是一些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本科院校,对应用型人才的社会价值及作用意识不到位,对自身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信心不足、定力不够;二是应用型高校缺乏有利于其发展的外部政策支持和战略部署。    

贺祖斌点评

今年上半年,我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改革与发展规划专业委员会高端论坛上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和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战略部署是科学、合理的,特别是在一段时期新建本科院校定位模糊、办学同质化,造成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脱节,培养的学生缺乏核心竞争力,就业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因此,“转型”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关键是如何转?怎样转?从2014年春参加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的178所高校共同发布的《驻马店共识》文本可以看出,3个“期待”、2个“呼吁”、1个“希望”都是大学之外的政府、社会、企业等环境改善,而非大学内部的变革,也就是说,很大程度是外在的环境和政策的压力推动着大学转型。另外,有人理解为将“转型发展”变成“转型职业教育”,就违背了培养应用型人才“转型”初衷,如果将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对立起来,将会在战略部署上出现偏差。此外,这一批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分各种不同类型,其学校办学定位、学科专业结构、服务面向等各有不同,如果将占全国一半的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这本身就是违背了教育发展规律。因此,政府出台的政策中“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进行逐步推进“转型”是明智的。这次“大转型”刚刚开始,将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一次新的变革,迫切希望“大转型”从顶层设计到实际操作,在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理性范围内有序展开,这样,中国大学必将站立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起点。    

二、高考制度综合改革,打破录取唯分数论

事件回顾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于2014年9月4日发布,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本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考试科目设置方面明确规定,高中将不再分文理科,高考总成绩改由两部分组成。此外,探索基于统一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此次改革计划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上海、浙江),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摘自:新华网 ,2014年9月5日】     

●讨论     

1.孔苏:这一轮高考改革有诸多亮点,我认为教育质量的提升是此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亮点之一。“教育质量”是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与教育目的、教学目标之间符合程度的综合反映。教育质量的好坏取决于人才培养效果能否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高考作为衡量教育效果的手段之一,其改革所体现的内在价值追求,将对学校提升教育质量起到指导作用。    

2.李东航:我认为此次高考制度的综合改革很难实现《意见》中促进公平的愿望。以往“文理分科”、“3+X”、地方“自主命题”等改革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考公平,但是由于各省在考试试题、录取形式、录取比例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一些考生人数多的省份在录取名额方面并未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因此我认为未来改革应加强高考的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工作,完善录取方式,尽可能缩小各地的录取差距,以更好地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的企盼。     

3.雷蕾:目前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城乡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个体潜能的充分发挥,因此讨论高考制度的公平问题,不能只一味盯住高考制度本身,而是要将高考改革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的教育资源分配等外部因素联系起来,创造有利于个体潜能充分发挥的教育外部环境和条件,进而促进公平。     

4.方玉佩:考试如何超越“应试选拔”的瓶颈,在考试内容与形式上注入“能力考查”理念,是新高考必须重视的问题。此次改革突显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把一些科目的考试选择权“还”给学生,对促进学生的自我认知和全面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5.张羽:此次改革的“考试次数调整”是我关注的细节,新一轮改革为学生提供多次考试机会,相比以往“一锤定音”的考试模式更人性化。我想考试次数的多少不能模糊将考试内容作为改革核心的主线,如果考试内容不能彰显“能力本位”的考察方式,不能改变“标准答案”式的考察套路,再多的考试次数,都不可能从本质上减轻考生学习负担。     

6.葛磊:新高考改革会不会给学校的“教学形式”改革带来一定影响,促进原本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朝更丰富、多元化的形式转变?相比一些发达国家学校的“选课制”“走班制”和“学分制”等教学形式,我国教育的教学形式显得过于单一,忽视学生个性发展,强调教学的统一内容、统一进度、统一考试标准,这样容易压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不利于学生适应未来的高校和社会生活。    

贺祖斌点评

高考问题是一个常论常新的话题,我曾经连续几年在高考之前发表文章讨论高考话题:《高考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从高考看大学未来的发展》、《高考与教育公平》等。今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公布,并在上海、浙江试点,意味着我国高考综合改革正式启动,明确提出要“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多元录取机制在坚持将科目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基本依据之外,同时将考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情况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其目的就在于打破我国高校招生录取的“唯分数论”。意见提出,进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主要通过“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注重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可以说,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一个带有较强主观性的评价过程,因此,如何保证评价的公开和公正性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健全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机制。因此,我国高校多元录取机制的建立和推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诚信机制、信息公开机制、社会监督机制才能使这一机制得到有序、公正的实施。高考改革还有一个亮点,在上海、浙江试点的方案中,2017年起高考将不分文理科,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由此,我应《南方周末》之约,2014年9月5日发表了《理科生读点人文》,谈到高考的文理分科问题:在高中阶段,文理分科很早,为了高考,一般理科生不会花太多时间用来学习文科知识;学科有文理工之分,但生活是没有学科之分的;在这纷繁浮躁的现实社会和信息化的个人生活,最缺乏的是人文情怀,没有了这种情怀,生活将失去色彩。     

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完善学术保障机制

事件回顾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教育部在广泛调研、总结现代大学制度试点高校及有关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2014年7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就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提出意见。【摘自:新华社,2014年10月15日】     

●讨论     

1.雷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需要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构建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治理体系。《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明确了学术组织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学校领导及部门负责人的比例进行限制,向教师与基层学术组织倾斜,可见学术权力仍然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必须提升和重视的力量。    

2.张羽:《大学章程》的制定可以看作是大学理性的回归,也可以看作是大学民主制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注意到在北京大学最新出台的章程中,监察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均设有“学生代表”,这意味着高校学生在推动高校的民主管理体制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3.宋晓洁:虽然我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应是由内而外,即从高校自身出发,主动改革机构、完善大学章程等,但此次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可以看作是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开了一个好头。     

4.方玉佩: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领导的根本制度,。从宏观上讲,它符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从微观上看,也是作为学校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     

5.骆伟森:我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不断完善遵循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其核心是实现高等教育独立法人地位、实现大学自治。而想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结果就必须依靠这样一次次的改革、一次次的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    

贺祖斌点评

最近,作为广西高等学校章程审核专家委员会成员,我审核了多所大学的章程,从大学章程的制定我有几点思考:从“管理”走向“治理”是社会管理变革的必然要求,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运行过程中,明确权力主体各自的权力边界,完善和规范大学制度,才能有效发挥内部治理结构的积极作用;大学内部治理以二级管理体系为载体,强化高校基层学术组织,使基层学术组织拥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章程需要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明确学校的办学方向与发展原则,落实举办者权利、义务,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大学章程是政府与高校签署的行政契约,通过契约明确政府与高校的权力和职责,既对学校成员有约束作用,又对政府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另外,关于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目前大学的经费分配、人事、招生、科研和职称评审权,多数不在大学自己,落实大学自主权,不在于要给大学多少权,而应该通过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明晰政府和大学的权力边界。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要求准确把握党政分工合作基本工作,学校领导班子职责分明,各司其职,但又要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形成合力把学校建设好。我在专著《高等教育生态论》中认为:高等教育生态平衡包括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系统通过不断的自我调节与主动创新,才能建立起与新环境相适应的新的平衡状态,这要求大学既要处理好自身内部组织结构的问题又要处理好自身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充分考虑学术与行政、大学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的平衡。     

四、大学教师“红七条”,师德建设倍受关注

事件回顾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高校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划出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包括: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其他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摘自:人民网,2014年10月10日】     

●讨论     

1.李东航: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提升广大高校教师的师德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教教师都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自我意识较为强烈,其师德的养成除了要有外在机制的约束和促进,从根本上更需要教师形成提升师德水平的自觉意识。只有从“他律”转变为“自律”,才能真正促进师德水平的提高。     

2.葛磊:“红七条”的发布,使高校存在的性骚扰、学术造假及个别教师宣扬国家分裂的极端思想等有悖师德的行为得到一定的遏制,但这真的能在高校教师心中筑起师德的城墙吗?我看未必。我认为师德是很难用某种具体的指标“量化”的;“红七条”只是一个底线,但师德远不止这七条。     

3.孔苏:师德沦丧等负面社会事件的频发,让我联想到大学教师的资格标准认证。我国大学教师的资格认证,一般只需要符合条件的相应学历、职称或学术研究背景,以及相应的高校教师资格证。大学教师的选拔过于关注学位和职称而导致忽视了对其道德等方面的考量。     

4.雷蕾:“红七条”的落实除了教师的自律和外在惩罚力度的加强,我认为更关键是需要学生、家长、社会三者的共同理解和配合,共同合力避免师德败坏事件的发生。此外,我认为师德的建立还应避免走入“矫枉过正”、“非黑即白”的思维,即师生之间的良性友好互动及关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师生的互动应控制在合理、合法的道德范围内,互相理解、宽容和支持。     

5.张羽:师德建设机制的建立是重塑教师社会形象,提升教师自我修养、保护学生权利的有效途径。道德不是虚无缥缈的,它以知识的形式存在,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知识即道德的命题......人只有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趋善避恶。”     

6.方玉佩: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学教授的不良事件,严重损害了教师队伍的形象。只有了解道德才能把道德知识内化到自己的心里,教师才能扮演好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和学生身心引路人的角色,为学生做出榜样示范。     

贺祖斌点评

这些年,关于大学教师违反师德师风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强调,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教育部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划出高校教师师德七条“红线”,《意见》提出,高校应建立健全教育、宣传、考核、监督、激励和惩处相结合的高校师德建设六大长效机制,将师德教育摆在高校教师培养首位,贯穿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全过程。我认为“红七条”的适时发布,对广大高校开展师德建设提出了要求,要意识到师德建设的重要性,需要各高校按《意见》中的规定切实行动。现在高校或多或少存在“名利思想重,育人思想薄”的师德问题,例如一些教师追名逐利、学术造假等等,这些现象出现原因很多,有高校外部的市场经济发展对名利思想的影响,也有教师个人道德修养不足的内因存在,同时也有高校学术评价机制功利化的因素。长期以来,高校在对失德问题者的惩处不到位,出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的子系统,它的发展离不开高校里的每一个人,而教师则是其中关键之一。教师不仅仅承担着教学任务,教师的道德情操直接影响着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我在《也谈大学精神》一文中谈到:大学必须具有永恒的道德精神,它是社会道德与理性的凝聚之地。大学不仅以自身纯洁的德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更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改造社会、重塑德性的潮流中,成为社会德性的捍卫者与提升者,引领着社会德性的发展方向。尤其在时代的变迁中,大学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力量就更为彰显。     

五、教学成果分类评奖,高等教育成果丰硕

事件回顾

教育部日前下发《关于批准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定》。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高等教育类、职业教育类和基础教育类共1320项项目获得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本次获奖的项目是教育系统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岗位上,经过多年艰苦努力获得的创造性成果,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广大教师在教书育人、严谨笃学、教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成就。《决定》明确,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学习、借鉴和应用这些获奖成果。【摘自:教育部网站,2014年9月4日】     

●讨论     

1.张艳婷:我认为今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分类细化,有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增加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类型,可以提高该领域学者教师的教学研究积极性;二是分类以后的奖项颁发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2.蒲智勇:在今年获得国家级特等奖的课题中,南京大学申报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施》,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改革逐步转移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这也是新形势下大学教学改革面临的重大任务。     

3.宋晓洁:评奖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获奖教学单位或个人的褒奖,更是形成教育领域以教学为中心的良好氛围,教授特别是知名教授应给本科生上课,科研不能成为忽视教学的借口。     

4.骆伟森:我认为从教学模式上来说,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明显区别:职业教育更加注重实践实训,而高等教育则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不同类型教学方式获奖所引发的教师关注和思考可以改善和优化教师针对自身教育类型采用和研究教学模式。     

5.孔苏:我更关注获奖之后有关学校如何借鉴和运用这些教学成果奖。我认为学校不能照搬照抄获奖的教学内容或运行方式,应结合各校实际,有论证有实验的引入获奖成果,改革和创新学校的教育教学。另外我想,是否应增加特殊教育类型进入评奖范畴,使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更多的惠及学校和教育工作者。     

贺祖斌点评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是国务院确定的国家级奖励,每4年评选一次。前6次分别在1989年、1993年、1997年、2001年、2005年、2009年评选。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自1989年开始至今有20多年了,有效地促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2014年已扩展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包含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此次分类评奖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意义:重视和认可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教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鼓励和指导学校教学特色发展;科学归类推广和实践教学成果。2014年共计有1320项项目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高等教育类共评选出452项成果:特等奖2项、一等奖50项、二等奖400项。这次教学成果丰富,内容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上,其中特等奖2项都是人才模式改革成果:复旦大学等临床医学的“5+3”模式改革和南京大学的“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一等奖涉及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有33项,课程改革5项,专业建设4项,实验与实践教学2项,专业评估制度与认证体系2项,大学生实践、教师教育、教学评价和干部学历教育各1项。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学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体系成果获得一等奖,说明新建本科院校的应用型人才探索已经获得社会和专家的认同。从以往经验和今年数据可以看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直以来都是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课程改革和专业建设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它们直接关系到学科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教学管理改革成果在这次成果奖中所占比例不高,这也突显了教学改革的中心转移到人才培养质量内涵发展上了。本次高等教育获奖的成果,既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总结,体现了高等教育重大进展和成就,又为下一步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    

六、审核评估正式启动,五位一体评估制度建立

事件回顾

在北京召开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会上指出,教育部将进一步建立完善高等教育质量分类标准体系,健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特别是“五位一体”的教学评估制度——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业认证与评估、国际评估、教学状态常态监测,从实践探索中科学总结出“五个度”(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质量保障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户的满意度)的质量标准。【摘自:光明日报,2014年9月24日】     

●讨论     

1.张艳婷:传统的教育评估主要以行政力量主导为主,虽也有高校参与自我评估,但对学生及用户对高校的满意度评估不足,过程看似严谨,实则带有浓厚的行政行为,带有一定的强制性;高校没有充分的自主评估权利。“五位一体”教学评估的建立,为我高等教育质量建构了科学合理评价制度,有利于使其评估组织结构更为合理,使评估结果更具有权威性和实效性。     

2.雷蕾:“以学生发展为本位”“学生和用户满意度”较好地将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有机结合起来,使评价更人性化,更能全面、立体、科学地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的总体效果。教育始终应紧紧围绕“人”这个主题,提升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牢牢抓住“以人为本”的评价宗旨才是新一轮评估制度的核心和关键。     

3.葛磊:学生和用户是高校教学质量和教育环境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的满意度直接影响高校在社会树立的品牌和形象。我认为教学质量的提高与学生教学满意度有很大的关系,但关键还是要将满意度化为影响高校教育质量提升的可操作的措施。     

4.蒲智勇: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估制度不断的完善的同时,评估对象也要随着新评估的理念而转变,否则就算有再好的评估制度,也无法真正达到评估的目的。     

5.宋晓洁: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甚至同一类型、层次但属于不同地区的高校,如地处西部与东部高校,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条件存在差异,在评价标准的把握方面要考虑到高校的类型、层次、区域等因素。     

6.骆伟森:我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起连续数年扩大招生,招生门槛的降低,招生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师资的不均衡,这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然而,教育质量又可以说是教育的生命线,没有合理的评估体制权衡教育质量,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确地知道教育质量的现状,自然也就很难做出科学的规划了。     

贺祖斌点评

自2001年开始,作为教育部聘请的教育评估专家,我有幸参与了数十所高校评估实践。2008年第一轮评估结束之后,2009年,直接参与了由教育部牵头的“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和实施方案”的制定研究,同时,参与多所新建院校的合格评估。在大量的评估实践中,对教学评估促进大学合理定位和引导新建院校向应用型发展有着深刻的体会。可以这么说,在一定程度上,大学评估促进了应用型大学的兴起与发展。合格评估的核心内涵是“四个促进”——促进办学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改善、教学管理规范、教学质量提高;“三个基本”——办学条件基本达到国家标准,教学管理基本规范,教学质量基本得到保证;“两个突出”——突出服务地方(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突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一个引导”——引导参评学校构建并逐步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形成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长效机制。自2014年来,针对已经通过水平评估和合格评估的高等学校开展的审核评估正式实施,这标志着在院校评估方面,基本形成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两种评估模式。另外,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状态数据的采集和常态监测正在全国快速推行,以工程、医学等专业为切入点的专业认证与评估工作也在全国开展,再加上积累了对多年的各高校开展的多种自我评估,以及新开展的国际评估试点,逐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的高等教育教学评估制度。从今年开始,审核评估的正式启动和“五位一体”评估制度的建立,审核评估中“五个度”的评价标准,对促进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有着积极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中介性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有利于促使高等教育评估朝更全面、更科学的轨道迈进。     

七、“两校一市”试验先行,新一轮综合改革展开

事件回顾

随着《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12月1日正式获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上海市“两校一市”综合改革试验,到了全方位铺展之时。本次综合改革主要包涵三方面内容:综合改革扩至全体部属高校;改革走向“深水区”;人事制度改革成为突破口。【摘自:文汇报,2014年12月5日】     

●讨论     

1.李东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上海市作为“两校一市”综合改革的试点地区,在改革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我所关心的问题是,在试点地区成功改革之后,所有省市高校是否可以继续复制成功?我认为,各高校都应该冷静的看待改革试点地区的成功与失败,从借鉴中发展自己,防止盲目照搬试点地区的改革模式,理性的分析自身特点,因地制宜,这才是全方位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     

2.孔苏: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改革发展的发源地,从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中国的变革发展都与其有关。本次选取北大清华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试点,不仅因为其有着一以贯之的改革思维,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两所最高学府,其改革的示范意义十分深远,将成为其他部属高校甚至是省属高校改革的标杆。     

3.张艳婷:当前,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整高等院校的规模、结构以及发展模式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要想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对教育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必须要培养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4.宋晓洁:在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展开之前,部分高校承担了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只是涉及高等学校管理的某个环节。而新一轮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要取得实效,除了相关高校要科学制订本校的综合改革方案,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还需要出台相应的配套制度。     

5.雷蕾:综合改革究竟怎么改,改哪些方面,我认为,一是要改革招生制度,拓宽自主招生考试推荐渠道,灵活考试形式,以选拔合适人才为标准进行改革;二是高校学科设置自主权的落实,尤其是与社会或区域发展重大、紧急需求紧密结合的专业的设置,及交叉学科设置的自主权的改革落实,建立灵活的“专业—市场”动态反馈机制;三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人才的创新能力及创新思维培养。总之,高校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发挥高校的自主创新精神,改出特色,避免同质化倾向,使教育生态更多元化。     

贺祖斌点评

“两校一市”教育综合改革成为是当下教育界热门的话题,自然引起社会的关注。本次综合改革,关键是综合,改革的核心部分涉及体制机制,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先试点,后推广,全面系统地改革解决社会需要和自我发展的现实问题。本次综合改革由北大清华、上海先行,探索在全国可推广的改革思路与举措,引导全国各省市属高校酝酿、启动教育改革项目,高效的推进新一轮综合改革。综合改革关键是综合和深入,“综合”指在改革内容上系统化、整体化的设计与配套举措;“深入”指涉及体制机制的核心问题。改革内容,包含方方面面,有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校内二级管理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学科设置和资源配置等等。另外,不少高校将人事制度改革作为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建立教授预聘和长聘制度,力求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有所突破。而今后,更多的高校会朝着整体改革的方向迈进。我认为,本次综合改革,是新形势下有计划推进的新一轮教育改革,通过新一轮改革总结教育经验、获得教育发展的宝贵成果、探寻教育的客观规律,培养优秀人才,才是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期待。今年年初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观点: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必然带来高等教育外部和内部各种问题和矛盾的暴露,高等教育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可能比较集中凸显,比如,高等教育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现行体制机制、去行政化试点的矛盾等。在经历了习惯性的发展之后,也许我们在思想观念上要为适应现实变革做好充分的准备。     

八、建立教师发展中心,关注大学教学文化

事件回顾

自从教育部批准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等30个作为“十二五”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以来,国内相继成立了不同层次的教师发展中心,对大学教学文化开展了研究。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等共同举办的2014年“两岸四地大学教学文化与教师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知名高校的3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厦大,就大学教学文化与教师发展话题展开了深入地探讨。【摘自:光明网,2014年11月18日】     

●讨论     

1.方玉佩:近年来部分高校教师忽视大学教学活动,在职称评选、论文发表、课题申报等方面投入了过多精力,大学的教学文化氛围并不浓郁。倡导大学教学文化的意义,在于提高教师对自身教学文化的关注度和积极性,督促高校教师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     

2.蒲智勇:玉佩同学提到了“部分高校教师忽视大学教学活动”的情况,我认为原因主要是目前我国高校缺乏完善的教学评估机制和教学绩效考察体系,教学质量和态度的考察往往由教师自评,核对教师的教学课时达到一定标准就草草了事。因此,教师的教学质量应当纳入教师的全面考核当中,包括纳入职称评选、师德评价考察等关系教师切身利益的发展环节中,并参考学生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考评意见。     

3.张羽:弘扬大学教师教学文化,我认为应该增加“责任感”“使命感”在教师发展和教学文化中的作用,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教师发展和教学文化所遇到的问题。很多“非理性”因素如注重个人权威、罔顾制度、感情用事、不顾纪律等都是制约了教师发展和教学文化发展的因素。大学教学文化的“理性”内涵应根植于教师内在的发展,只有教师的发展才能带动教学文化的发展。     

4.张艳婷:大学是什么?布鲁贝克认为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然而研究水平的发展就不能与教学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吗?投入过多的研究精力必然会导致教师教学质量的下滑吗?我认为,优秀的高校教师必然是“研究型”、“专家型”的教师,学术研究可以带动教学文化的建立,教学文化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广阔视野。     

5.骆伟森:我认为教师的专业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是建立教师发展中心的原因之一,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决定着其采用什么样的大学教学理念和方式。传统教师专业发展一般通过国家级、省(区)级的培训、教师继续教育和自学开展。我认为近年来高校建立教师教育中心有助于教师专业发展,进而更新教师教学理念和改进教学方式。     

贺祖斌点评

近年,国内相继成立了不同层次的教师发展中心,随之关于大学教学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今年10月份,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地高校的3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厦门大学,对大学教学文化与教师发展展开了深入地探讨。我应邀回到厦门大学,参加“两岸四地大学教学文化与教师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做了两场学术演讲,一是面对学生的“异域之眼:中国大学的文化反思”;二是在会上发表了“大学教学文化与教师发展生态”的主题报告。我认为,文化是影响大学教师发展生态的重要因素。教师发展可以看作是在一定文化生态环境中实现的动态发展的生态系统,它包括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教师是这一生态系统的主体,各影响因子构成生态系统的环境要素。教学文化,作为大学教师发展生态环境的重要因子,对教师发展当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应该看到,大学教学文化与教师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大学教学文化影响着教师发展。大学教师作为教学文化的主体,一方面是教学文化的践行者,另一方面又受到教学文化的影响。教师如何适应不断发展的大学教学文化,直接关系到教师发展质量。如果将教师发展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大学教师发展具有关联性、动态性、协同性和平衡性的生态特征。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发展是个体与环境的相互协调,大学教师的发展是在其相互联系的生态环境中寻求一种自身发展的平衡状态。大学教师的发展是教师对环境的适应,是大学教师作为独立个体与社会大生态环境互动的结果。因此,大学教学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教师发展生态。会议期间,与来自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的学者进行了充分交流,其中潘懋元先生对我提出的关于教师发展生态的观点,他很关注,在他的演讲中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积极的鼓励。     

九、西安交大同换多位校领导,引发对大学校长关切

事件回顾

今年2月,教育部发布《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对高校领导的年龄、资格做出规定。10月15日,西安交通大学校党委受教育部委托,宣布西安交通大学新任副校长的任命决定,6名副校长全部易人。10月23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卸任,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调任复旦大学校长。【摘自:新华网,2014年10月17日,23日】     

●讨论     

1.雷蕾:大学校长更换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之所以引起关注,是由于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的问题。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是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及程序规定开展,也是高校依法治校的体现。     

2.蒲智勇:国外一些有名大学校长没有太多的年龄限制,这样不仅有利于他们能够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地思考大学,更有利于大学校长的施政方针能够有较长时间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有利于大学校长好好安心办学,并有足够的时间脱颖而出。     

3.骆伟森:今年初教育部《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对领导初任年限、提拔年限和换届年限都做了明确的要求。我认为,这些规定是很有必要的:年龄的阶梯性,规避了行政体系青黄不接,有效地保证了学校运行的系统性;年龄的限制性,可以让更富活力的青年人承担任务,有效地保障了学校管理的生机性。     

4.葛磊:美国大学校长遴选过程相对较长,多数要花费6-18个月,一般包括如下环节:校董会广泛征询意见,确定校长的遴选标准和任职资格;成立具有代表性的遴选委员会;广泛征集候选人,通过各种途径缩小筛选目标,经过反复斟酌筛选出一份只有几个人的名单;校董会以全员投票方式选出校长并公布结果。我想美国大学的校长遴选方式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和参考。     

5.张羽:高校领导从不同学科视角来看待学校发展这个共同的问题,对学校发展是是有利的,深入、多角度的剖析问题是做出科学决策的前提。     

贺祖斌点评

此事引发了舆论对大学校长遴选程序和标准的关注。关于大学校长问题,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提出校长专家与专家校长的区别:“校长专家即教育家,是以承认校长这一职务是一门学问为前提的。专家校长与校长专家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治学,后者是治校。”并提出要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大学校长职业化,这将是我国大学校长遴选必然的发展方向。现代大学校长到底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自己也做了多所大学的副校长、校长,有一些切身的体会和感悟,我认为有这么几方面:一是坚定信仰与人格魅力,大学校长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崇高的道德与人格魅力,必须具备政治家的素质。同时,大学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没有理想主义精神,无法在现实的种种矛盾、困惑中坚守自己的执着。二是渊博精深的专业知识,大学校长一般都是本学科的领头人和学者,校长的学科专业对大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联,但起决定要素的是校长本身的办学理念和他具备的开拓、务实、创新的精神。三是内涵丰富的人文精神,不管是文科或者理科出身的校长,作为校长都应该具备内涵丰富的人文精神。大学校长的人文知识和精神,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人,准确地认识社会,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四是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没有创新开拓、勇于担当的精神,无法带领大学面对这变化着的世界,新的形势也要求大学校长有较强的决策与管理能力,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懂得经营大学。五是平等民主的工作作风,在“大学行政化”泛滥的今天,大学校长更应当具备民主平等作风,善于倾听学生、教师的建议和批评意见。六是热爱师生和教育的品格,热爱教育,才能热爱大学的主人——学生,试想一下,如果大学校长不热爱他的学生,他能把这所学校办好吗?今日之大学校长应当坚守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追求,超越功利,实现作为大学校长完美理想的精神追求。     

十、低就业率专业公布,呼吁建立专业淘汰制

事件回顾

教育部公布了近两年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15个近年来被考生和家长视为“香饽饽”的专业都上了榜。15个专业分别是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生物科学、旅游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市场营销、动画、知识产权、广播电视编导、表演、艺术设计学、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表演、电子商务、贸易经济、公共事业管理。【摘自:中国日报网,2014年10月16日】     

●讨论     

1.雷蕾:高校在设置一些市场需求大的专业时容易“一窝蜂”,致使大量毕业生趋于市场饱和,相比那些暂时热门和紧缺的专业,就略显就业率低。高校应加强与市场的对接,不要盲目设立专业;加大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建设;积极与专业相关的用人单位合作,建立实习基地;拓宽专业训练口径,加强人才的转型能力及学习适应能力,以更好地应对随时变化的市场需求,保障毕业生顺利就业。     

2.方玉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随着我国高等院校竞争地不断加大,作为高等院校核心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专业设置,必然要走向新的改革之路。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人才需求倾向也在不断转变,大量人才集聚到某几个专业上,引发人才饱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滞留现象。     

3.葛磊:建立专业淘汰制是必须的,但并不是低就业率的专业都没有就业市场,各高校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各地经济发展制定合理专业招生计划,比如“订单式”培养人才也是一种选择。     

4.骆伟森:我认为大学是一个求学问道、修身养性的地方,大学有其独立的大学精神,是文化传承的地方,就业率并非专业设置是否合理的唯一检验标准,大学培养的是人才,搞得是学术研究,当然培养的人才也应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是大学的职能不能为市场所左右,不能过分去适应市场所需,而抑制就业率低的专业发展,也不能再急功近利地推波助澜。     

5.李东航:地域差异、单位性质等也是影响就业率的重要因素,比如对浙江大学部分工科专业毕业生流向按单位的性质和单位所在区域做的统计显示,大学生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人数呈上升趋势;去内陆省份和边远地区的毕业生人数就业的毕业生比率较少,且逐年呈下降趋势。    

贺祖斌点评

高校设立专业的类型、数量及质量,影响着高校向社会输出人才的类型、数量及质量。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影响,同时又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就业率”是衡量高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效率及质量的标准之一,它是一段时期内,相关专业的已就业的应届生人数与该专业应届毕业生总人数的比值,反映的是某个专业的总体就业情况。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应届求职者的对职位的期望,市场对某专业的人才需求,相关专业的人才供应饱和程度等因素。因此,某一专业的“就业率”只是从宏观上反映了该专业人才供给多少与市场需求强弱的总体趋势,就业率不能完成反映该专业的市场需求程度。专业的就业情况也反映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和布局是否对接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人才的培养目标很大程度体现在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上,在综合分析学校已有基础、特色、优势和学科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科学定位,走特色学科建设之路。利用自身所处的区域优势,将学科专业建设与学校所处区域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对接,根据本校办学定位,积极发展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学科专业,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增强与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契合度,建立起结构合理的学科专业体系。特别是在专业优化方面,我认为,高校应该逐步形成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设置和调整机制,并不断优化高校内部的专业设置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增强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以学生就业为导向进行相应的专业调整和改革,才能提高专业和学生的就业率。     

盘点总结

今年作为改革发展深入推进的一年,今年入选的十件大事有几个特点:一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如高考制度改革、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五位一体评估制度、“两校一市”综合改革等,这些政策反映了国家深化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心和目标;二是大学自身的变革与发展,如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攻击机教学成果奖、大学教学文化探讨等,这些内容反映了大学自身勇于变革的行动;三是反映高等教育自身问题,师德长效机制建设、大学校长选拔机制、专业设置与调整等。当然,今年还有很多事件值得关注,比如各地高校的学费上涨加重学生负担、《工程教育质量报告》发布剖析工程教育问题、北大学生转读技校事件等,这些事件反映着我们高等教育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希望每年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掌握高等教育发展的脉络、揭示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对于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大事的整理与盘点,仅代表本次沙龙讨论的观点。另外,值得说明的是这些事件都是在收集已经公开发表过的相关资料并经过多次讨论基础上形成的,部分评述采用了已经发表过的观点(篇幅所限,未能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收集的信息和参与讨论者的水平所限,其中的观点肯定存在些许漏洞和偏差,希望诸位批评指正。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要坚守“育人为本”底线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网     

地方本科高校若将学校办成纯粹为大学生就业而就业的“就业教育”或“地方就业培训机构”,不仅与大学使命格格不入,也难以契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最终有违转型初衷而导致改革失败。     

近期,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要求地方本科高校通过与地方对接、与市场对接、与工作岗位对接等途径和措施,逐步转型为应用技术类高校。这说明在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这个问题上,国家的目标已定,决心已下,已开始步入实施阶段。这一举措,被广泛认为是急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之需,急大学毕业生就业之需,有利于解决地方本科高校在办学中存在的定位不明、专业特色不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等弊端。对此,一些地方本科高校积极响应并已着手展开了行动。     

地方本科高校要转型发展,意味着某些传统的打破,也预示着某些固化的办学思路、模式的改变。但是,学校在改革实践中无论能争取到多么大的政策或市场红利,也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或者阻碍,都要始终抱有一种发展的理性,即坚守“育人为本”的底线,否则就容易在谋求与地方、市场、工作岗位对接的过程中违背大学教育的本质规律,将学校办成纯粹为大学生就业而就业的“就业教育”或“地方就业培训机构”,这不仅与大学的使命格格不入,也难以契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最终有违转型初衷而导致改革失败。     

不管是地方本科高校,还是其他类别的高校,转型都不是此次改革的目的,此次改革的目的应在于通过院校转型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就大学的使命而言,从中世纪欧洲创立的第一所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虽然大学的组织形式、发展方式等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培养人这一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却始终没有改变。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而与其他社会机构区分开来,就是源于大学这一本体价值。     

就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指向即应用技术类高校来说,其主要培养的也绝不是一般的技术工人,而是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创新意识、能胜任一线技术开发和应用工作的应用型人才。作为有别于职业教育、就业培训机构的地方本科高校,一定不能像一个“急于把学生安排出去”的职位介绍场所,或像一个迎合企业的“订单”生产厂商,或干脆像一个饭店或超市,为满足社会的某种实用性需要,而提供各种各样便捷的快餐和购物条件。虽然对接地方、市场、工作岗位需求,对于地方性高校的生存与发展非常必要,但最终决定其社会存在必要性的还是它培养的人到底怎么样。大学若在其改革实践中丢弃了培养人这一本体价值的关注和追求,其发展就没有了魂魄,从而必然会泛化为某种附属性的机构,也使得其学科和专业最后沦落为“仅为养家糊口的学问”,而大学精神就会在这种泛化过程中堕落甚至消失。     

以上说明,地方本科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始终明确自身所肩负的使命以外,还不能一味地听从市场、行业需求的摆布。因为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就业市场所能提供工作机会的“质”与“量”,与人们心目中的“工作”永远存在差距。而另一方面,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就业市场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总是一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势必会使其他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低。此外,就业市场是不断变化的,职业也是轮番更替的,而这一切又恰恰是市场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保证人人毕业就能就业,也不见得人人时时都要有工作,更不可能人人都能终身从事某一职业。这同时也意味着,高校专业设置的调整速度永远跟不上就业市场变化的速度。如果高校办学一味跟随就业市场,必将导致各高校办学方向和专业调整上的“一窝蜂”,最终会造成又一波的“就业难”和高等教育资源的大浪费。所以,基于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地方本科高校不能盲目追求市场热点办学,随意开设专业,临时拼凑课程。这些做法不仅和大学的使命相违背,也迟早会被市场所排斥。     

总而言之,处在转型关键期的地方本科高校,一定要理性而不盲从,笃定而不冲动,有所为有所不为,把培养有充分的心智和能力准备以应对当今及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高校的转型发展就会异化成“促销式的”“临阵磨枪型的”的办学模式,在短期内或许会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一定利益,但从长远看,它会动摇办学基础,使学校丧失发展后劲,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会因为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先天不足,难以成为真正的有用之才。     

地方普通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在何方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网     

 

知识经济背景下,地方普通院校与地方经济的互动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地方普通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但合作项目偏少、社会效益偏低的情况比较普遍。如何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符合学校发展实情的产学研合作道路,是地方普通院校面临的重要课题。     

创新文化:融入创新创业精神

伴随着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地方普通院校强调知识传授的传统办学文化,亟需融入创新创业精神,促使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重视知识的创造与应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是在产学研各主体之间,培育合作共赢的创新创业精神。地方普通院校应进一步开放办学,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吸引优秀的人才、项目参与到产学研活动中来;鼓励师生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与研发活动,参与政府的决策咨询活动,让地方普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政府真正交流、合作起来。     

二是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通过举办创新创业讲坛、创业大赛,以及建设创业俱乐部和开展各类社会创业实践活动,促进学术文化与创业文化的交融,增进师生的创业体验,激发教师的创新创业动力。     

三是在服务地方文化发展中融入创新创业精神。地方普通院校要深度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并利用大学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帮助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成长,服务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如地处江苏盐城市的盐城师范学院,挖掘革命老区的新四军“铁军”精神,服务新四军红色文化、海盐白色文化、生态绿色文化、海洋蓝色文化的“四色”文化建设,参与当地茧丝绸特色旅游等50余个文化旅游项目的规划建设,彰显出地方普通院校的创新创业精神。     

学科建设:坚持“土”、“特”、“用”

地方普通院校学科建设的立足点是地方科技创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应以“土”、“特”、“用”的理念,建设本土性、特色化、应用性的学科,破解学科特色不明显、与产业联系不紧密等问题,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土”,建设本土性学科。“土”就是要坚持学科建设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学科布局与当地产业结构相适应,学科功能满足当地经济、产业、技术发展等方面的需求。因此学科建设要扎根于当地发展实际,紧扣“本土性”,避免与地方需求相脱节。     

坚持“特”,强化学科特色。一方面,地方普通院校应挖掘地方的特色资源,打造学科特色,提升服务地方经济和行业的能力。如吉首大学利用湘西独特的植物资源优势,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美味猕猴桃“米良1号”,孵化出一批本土企业,年产值达1.2亿元,使10万名湘西农民脱贫致富,也强化了生物学学科的特色。另一方面,通过产学研合作的反哺效应,强化学科特色。开展产学研活动,有助于发现新的学科前沿领域和新的知识增长点,从而及时实现学科知识的更新和发展学科优势研究领域,增强学科特色。如江南大学在开展产学研合作中,根据市场需求,在纺织技术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出服装设计、模特表演等新的学科优势领域,强化了纺织学科的特色,并带动了艺术设计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坚持“用”,建设应用性学科。应用性学科强调为地方和行业发展服务,通过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寻求学科建设的生长点。在学科建设内容上,赋予传统文理基础学科以新的内涵,提升其应用性,增强其服务社会的能力。在学科建设方式上,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一些学校与行业共同制定行业人才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共同进行课程开发和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等人才培养实体,做实大学与企业的合作。     

提升效率:以应用性科研促进成果转化

地方普通院校的发展依赖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其科技研发的最终目标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因此地方普通院校的科技研发应重视应用性科学研究,并以应用性科学研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强化应用性科学研究。地方普通院校的科技创新,有别于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科研机构开展的复杂性基础科学研究。要走错位竞争之路,避开与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科研机构竞争与大型企业、高新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在中小城市及其周边,往往拥有众多的中小型企业,而且大部分处在第二次创业的发展期,对技术创新需求旺盛,地方高校正可以发挥自己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攻克技术难题,开发新的产品,从而获得产学研合作的空间。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科技研发的源头上、过程中和结束阶段都应突出“应用性”的特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科技研发的源头上,要遴选生产一线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为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奠定基础。在科技研发的过程中,要强化中试环节,避免成果束之高阁。鼓励和支持科技研发人员相互协作、联合。科研考核不侧重于论文,而是激励产出有价值的成果。在科技研发结束阶段,要强化成果转移,通过与企业合作完善产品,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通识课:引领新生走向人格完善

—《中国教育报》     

目前很多大学从大一新生入学起就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但是不少新生对此一头雾水,不了解什么是通识教育,为什么要学习通识教育课程。有的考生认为通识教育就是一门课程,完成课业拿到学分就可以了。为帮助新生初步了解通识教育,也为2015年报考高等学校的考生提供此方面信息,本文从目前国内进行通识教育最早的大学之一 ——浙江大学组织文章,介绍通识课的教学与培养目标。     

“在座诸君有没有想过下面的问题:你们进入浙大时都很优秀,为什么在二年级的时候就迅速分化,仍然优秀的甚至可能少于四分之一?从小学到大学的这么多年里,除了经历一场又一场的考试,你们体验过多少求知的惊奇、困惑和喜悦?有过多少自己的思考?你们是否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这是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章雪富在上通识核心课《希腊罗马哲学》的开场白。     

浙江大学从大一新生入学开始实施前期通识教育与大类基础平台教育,后期宽口径专业教育和跨学科学习模式,总共推出了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的11个大类的通识课程。所有学生都要修满48个学分的通识课。这项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课程教育,经过8年的努力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要“制器”更要“成人”

为什么开设通识课?学校认为,大学本科教育需要打破传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模式,慢慢减少以一个模子“塑造”人的通式,让考生变为学生、教师变为导师、教材变为参考书,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学生智慧和人格的全面发展。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实行的是划分细致的专业化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知识能力强,但缺少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很多学生按照这种教育模式变成了“材”,变成了“器”,可是却忽略了怎么做人。他们会背书,会考试,也会做实验,可是却不会思考,更缺少创新的能力。反观我们的课程,很多也是“死气沉沉”,老师忙着灌输各种知识,生怕少讲一个知识点就影响学生“成才”。而学生就像是一只只伸长了脖子等着喂食的鸭子,没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新时期,浙江大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总目标是培养知识、能力、素质俱佳,具有求是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可是这样的教学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吗?    

"浙江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如何实现卓越教育目标呢?必须要强化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学互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激发兴趣,推动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这跟通识教育理念是非常契合的。学校仅有专业教育是很难培养出领导人才的,我们必须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做好通识教育。”浙江大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罗建红说。做人首先要做一个“全人”,不是十全十美,而是要完整,也就是具有广博的知识背景、能独立思考、能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操守的完整、健康的人。我们要“制器”,更要“成人”。专业课可以让学生受到专业的学术训练,学会怎么做事,而“学会怎么做人”的目标应该通过通识课来实现。从入学起,学生要通过通识课的学习,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各知识领域间的相互关系,学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在知识、能力、素质、身体、批判性思维、道德、精神、价值操守等方面全面发展。     

发挥通识核心课的骨干带头作用

2006年,学校在广泛调研国内外高校通识课程设置的基础上,主要参考哈佛大学通识课程学科领域分类方式,构建了浙江大学通识课程、大类课程、专业课程三位一体的研究型本科课程体系。按照“大通识”的理念,学校将通识教育课程分为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其中通识选修课整合为历史与文化、文学与艺术、经济与社会、沟通与领导、科学与研究、技术与设计六大类。     

“通识课并不是公共选修课或人文素质课简单地改一下名字。通识课不应是不同学科、专业知识的简单叠加,而应是由若干相关学科知识有机整合后重新编排的富有特色的课程体系。”人文学院院长黄华新说。这是浙江大学通识课与现行的许多拼盘式人文素质教育选修课最明显的区别。2010年以来,在通识选修课的基础上,学校又推出了40门核心课程。之所以称为核心课程,是因为它们被赋予了更多的要求,是普通通识课的领跑者,具体体现在课程规划、内容组织、教学模式、质量跟踪等多方面。比如,普通通识课一般是短学期授课,次数在8次左右,学分在1.5分至2分左右。而通识核心课一般是长学期授课,次数在16次左右,学分基本在3个到4个左右。通识核心课的教学内容突出经典阅读,学业考核强调过程表现,成绩由平时表现、课堂讨论和期终考试组成。而且成绩必须按正态分布,优秀率控制在20%左右。学校在通识核心课的建设中引入了研讨型教学模式,理论课大班授课,讨论课分小组进行。一般每周一次理论课,一次讨论课。     

学校计划将通识核心课程增加到60门左右,并且提出了让学生在大学期间至少修读一门通识核心、一门大类核心、两门专业核心课程的“112”总体要求。学校希望少量的核心课程能在开设过程中不断完善,进而辐射和延展到普通课程,让“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效落实到整个课程领域。     

唤起学生的内在觉醒

章雪富教授主讲通识课《希腊罗马哲学》,要求学生以每周一卷的速度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然后研讨。学生先是抵触阅读,读后既不理解也不认同。章教授开导学生:“柏拉图的思想不仅仅闪耀于他那个时代,而且照亮了此后的两千多年,一直到今天,成为人类思索自己命运的一部分。你们只有形成像他那样的叙事能力和逻辑思考能力,才能够明白其中的奥秘,才能够看清生命历程中的方向。”他认为,人文教育的本质是经典教育,任何知识究其本质都是理论,理论里面蕴含着深刻的洞见,只是被语言的硬壳包裹,犹如芬香美味的核桃肉被包在壳内。哲学的教育也是如此,只有能够习惯于阅读理论性的语言,才能够品味到智慧的芳香。”     

女生屈亚平上了通识核心课后,决定选择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起初我不了解哲学,想学中文,爸爸妈妈则让我读社会科学,我一直都没有想清楚自己要学什么。章先生的课让我找到了兴趣和方向。我很欣赏那种纯粹为了求知而求知的状态。”     

2013年,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曾向全校所有修读通识核心课程的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反映,通过通识核心课程的学习,学生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如“拓宽知识面,开阔思路,加深了对某领域的认知”(84.3%),“充分锻炼了表达能力,勇于在讨论课上主动发表意见和观点”(86.6%)以及“增强了信息搜索、梳理、内化的学习能力”(85.0%)和“提高了分析能力,学会有理有据地进行批判性思考”(86.7%)。     

在通识课的实践过程中,老师们体会到,要上好通识课,实现“全人”的目标,一要真正回归人文传统,二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通识课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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