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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信息

2014年04月14日   长春大学教务处 审核人:

 

2014年第8期(总第147期)

长春大学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编                          2014年4月14日


 

■ 一周高等教育新闻汇总

■ 中美高等教育教学策略对比分析

■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要克服恐惧症

■ 武汉科技大学:培养有"张力"的应用型本科人才

 

一周高等教育新闻汇总

— 教务处汇总 

 

新闻一:首届全国法学教育高端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

近日,首届全国法学教育高端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核心议题为课程改革,主要涉及案例教学课程、实务实习课程及论文写作课程三方面内容。与会专家建议,应改变法学教育重研究轻教学的教育评估体系。 

与会代表认为,法学教育改革应当全面回应社会需求,围绕国家司法改革的需要和国际化人才培养展开,并且体现教育体制去行政化的方向,使各法学院校在教改中选择体现各院校自身特点和实际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模式。 

新闻二:教育部启动高校思政课教学系列用书编写工作

教育部近日在京启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系列用书编写工作。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同志出席并讲话。本次启动的教学系列用书包括:本科四门课程配套的《教学参考用书》《疑难问题解析》《学生辅学读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配套的《教学基本要求》,专科两门课程配套的《学生辅学读本》,研究生两门课程配套的《教学讲义》等。 

此次编写工作由教育部社科司牵头,高等教育出版社负责出版。编写工作采取项目主编负责制,共分7个项目组。武汉大学教授顾海良为研究生两门课程教学用书主编,南开大学教授逄锦聚、北京大学教授陈占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顺生、清华大学教授吴潜涛分别为本科四门课程教学用书主编,同时,陈占安和吴潜涛分别为专科两门思政课教学用书主编。 

新闻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4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周年。4月8日,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40余所高校的90余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参会。 

会议旨在总结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年来的历史进程、发展经验和理论实践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原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瑞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耀灿、清华大学教授林泰、北京大学教授祖嘉合、吉林大学教授陈秉公等专家学者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等主题开展了深入的研讨,进一步厘清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和培育路径,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方向。 

 

中美高等教育教学策略对比分析

— 《北京教育》杂志 

 

2013年11月,新一届“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s)”公布。获奖者都为青年,他们将有机会得到全额资助,赴牛津大学学习两至三年。该奖被视为全球最富盛名的青年科研奖之一。本次全美32名获奖者中有6名来自哈佛大学。至此,该校共有348位罗德学者。这些哈佛获奖者来自不同专业。以今年为例:6名得主分别主修医学、心理学、性别研究和免疫学等多个学科。这较为突出地证明了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名校在教学方面所取得的规律性经验。 

与这些大学相比,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日益体现出共通性。例如,强调创新精神、素质培养和树立健康的人生观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根据《纲要》部署,国家组织开展了各类型教育改革试点,全国高校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此为背景,从对比的角度,分析他者在教学策略方面的优势和经验有助于更好地反思并解决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本文以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为代表性案例,从教学目的和模式两个方面对其教学策略进行剖析。 

中美高等教育教学目的对比分析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教学目的集中体现了一所高校、教育系统,乃至一个国家对教育的理解,对人才的定义,以及对教育工作者的核心要求。长期以来,国内对“中国高等教育目的”一直充满论争。由于欠缺可操作性的明确定义,中国高校的教学改革始终未能形成一个明确概念,也成为影响我国教育国际形象传播的障碍之一。 

在这方面,哈佛大学(以下简称哈佛)历经500年探索已逐步确立了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所有学科层面,哈佛注重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1938年,哈佛进行了一项长期实验以总结如何创造幸福和有回报的生活。268名哈佛学生接受了长达约75年的调查。2012年,年届九旬的参加者们以自身经历验证了何为科学的幸福理念。对此,哈佛心理学教授维兰特(George Valliant)认为,“这次实验表明幸福就是去爱”!现在,培养学生科学的生活态度已成为哈佛教育的基本准则。这也反映出大获成功的课程所具有的共性。例如,泰本(Tal Ben-Shahar)博士开设的两门课程“积极心理学”和“领袖心理学”分别排名“哈佛最受欢迎课程”第一名和第三名。他为此撰写的《幸福的方法》解释了课程成功主要在于切中高等教育教学目的的本位。 

2.在具体学科层面,哈佛强调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哈佛女校长福斯特(DrewFaust)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阐释历史,塑造未来,界定值得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对于世界的关切与责任意识是哈佛各学科必须秉持的教育宗旨。因此,全校院系都在专业教育中融入了对本领域杰出人物的精神境界的讨论。人文主义思想成为学生们体会最深刻的“专业素养”。以2013年的6位罗德学者为例,虽然来自不同专业,但他们拥有相同的理想,那就是“希望世界变得更好”!通过分析6名学生的获奖感言,可以发现“人类”“世界”“未来”“感恩”和“责任”成为这些青年学子们对“成功”要素的解读。 

3.在学生个体层面,哈佛关注健全人格的培养 

很多时候,品格而不是成绩或者社会活动能力才是核心评价指标。哈佛学生大多来自美国特权家庭(America’s most privileged families)。然而,这并不等于对人格品质的教育可以放松。以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柯普拉斯(Martin Karplus)教授为例:他的导师,1954年化学奖和1962年和平奖得主普林(Linus Pauling)当年之所以看好柯普拉斯,是因为他“谦逊、有活力、有想象力,而且有自己的视角”。在分析柯普拉斯的成功经验时,哈佛的焦点不是该研究的内容、贡献和意义,甚至不是获奖者如何辛苦,而是提炼其品格中的闪光点以及对青年学生的启示。柯普拉斯的成功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这并非单纯源于科学研究的普遍规律,反而是其选题,特别是理念的不被认同。所以,柯普拉斯指出,“我的化学同行认为我的研究是浪费时间,所以,我的故事可以给青年化学家带来的经验是‘坚持并且坚信自己的远见,哪怕它与现有的范式是抵触的,原创力和努力工作是两件重要的事”。 

与哈佛等国际著名大学相比,我国对高等教育目的的阐释在立意方面尚需提升高度,否则会影响对大学精神的解读。国内对“素质教育”已广泛认同,由此而来的教学改革或优秀人物不断涌现。然而,在定义时,未能将“素质”与国际视野和人生本质规律相联系;在具体操作中,没有将“素质”系统地与不同层面的教学相匹配。因此,学校、教师和学生更多地感受是教学的“外壳”变化很大,但“内涵”鲜有亮点式突破。在全球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立意的局限性甚至会造成对中国教育形象的误读。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在2012年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edX,旨在为所有学习者提供免费教育。在解释本活动的宗旨时,国外大学很自然地上升到人文关怀的高度。2013年5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也加入该计划。这无疑是中国高等教育为国家和世界作出的责任贡献。有些遗憾的是这个良好的立意仅被定位在“竞争”和“中国走出去”。有关部门在接受采访时说:“参加edX是为了提升我们各学院的国际影响力”。 

美国高等教育之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反映了教学工作重点的部署与执行。在新的国家发展环境下,教学模式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课程建设,甚至课堂教学形式的改革,它应该具备更加丰富的内涵。在这方面,哈佛等美国大学近年来为应对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对教学模式作出的重要改革值得研究。这些措施的核心特点是较为生动地体现了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的务实性创新。 

在创新性方面,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中观乃至微观层面的“内容创新”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肯塔基州最大的私立大学坎伯兰大学(University of Cumberlands)2010年针对国内经济不景气而推出的新教学模式—“爱国者学者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热爱学习且成绩优秀的本科生可34个月毕业。这些学生在大一和大二时,每个夏天在线完成21小时至24小时的坎伯兰公共课教学,获30个学分。此外,每学期平均修够16.33学时。这项计划有助于学生在学期的正常学习中更加集中地专攻所修主业。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可以选修坎伯兰大学课程。因此,入学时,他们是有备而来,并且获得一个“跳跃式开端”。三年毕业的模式可以让学生节省高等教育的时间与经济成本。然而,这项制度创新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一方面践行了“让改革切实奏效”的精神,因为“世界在改变,变得更加艰难,更富挑战性,对于成本浪费和‘撞大运’变得更加难以原谅”;另一方面,新教学模式能够更加激发高中生的学习热情与责任意识。例如,受益于该项目的学生都表示在高中阶段就开始兼修大学课程,任务虽增多了,但看到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为父母节省了高昂学费,感到很幸福。加入计划需要勤奋努力,但回报超出了付出,这个收获是一辈子的骄傲。研究显示,这类学生入学后更能承担挑战,人生态度也更积极。他们的表现反映出制度创新的潜力与意义。 

就教学模式的“内容创新”而言,这是所有高校都面临的课题。随着社会与行业环境的不断变化,很多毕业生就业时会被雇主抱怨是“百年历史的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无法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那么如何求得,特别是赢得教学模式的“变”?在此,哈佛法学院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实例。2006年,法学院课程改革审核委员会着手改革现有教学模式,“帮助学生思考什么是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而不仅是学术思路”。在充分征求从业者意见的情况下,学院逐步确定了改革的总体原则,那就是要给自己非常聪颖且有进取目标的学生们提供服务,让他们更好地利用大学时光。新教学模式的核心理念在延续原有的“案例式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纳入“解决问题型教学技巧”。学生从入学起,就被推动在学习各种法律条文的同时,掌握实际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技巧。毕业生需具备的素质是拥有良好法律学术基础,同时善于处理不同问题,如资产负债表、市场营销与管理等,最重要的是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考能力。 

综上所述,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高校在教学模式改革方面能够得到普遍认可主要在于贯穿了两个原则:首先,改革不是“革命”,不等于彻底否定数代人探索和总结出的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坎伯兰大学教学模式改革取得成功,其基础主要在于坚持以“勤奋”与“责任感”作为高等教育人才选拔的首要标准。因此,改革的思路是让教学形式务实地适应国家环境的变化以更好地惠及民众。然而,新模式只能推动而非削弱高等教育应坚守的传统精神。其次,改革必须有较为完善的保障体系。哈佛法学院的教学模式改革拥有两个支持来源。一个是学院课程改革审核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院长任命,由8名教师组成,任期两年半。另一个是学院合作单位,如法律公司、律师、法官、非盈利性机构、法律制定部门和商学院与公共政策学院等学术机构以及学生和校友等。这些单位负责提供专业建议。在调研时,直接回答“哈佛法学院应该怎么教学生”。由此可见,创新需要先明确所服务的高等教育教学目标是什么,在这个框架下摸索相应的新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创新需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且充分熟悉和探讨,才能有效规避因过于倚重内部意见而造成的“井底之蛙”现象,或者完全由社会力量主导一线教学而导致“水土不服”。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我国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指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这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是为国家与民族大业服务,也是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可见,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策略在本质上与包括哈佛等国际知名大学在内的全世界的高校都是一致的。 

同样地,中国高等教育当前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乃至全球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12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治贫先重教,认为“发展教育是减贫脱贫的根本之举”。那么,如何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教学策略,既能维护和传承优秀的教育价值观,同时又能有效节约时间与经济成本?在这些方面中外交流一定会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作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高等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不容小觑。如何实现理想的教育目标,教学策略的制定与不断完善是立足之本。其中的研究和论证或许很复杂,但根本道理比较简单,那就是:“在当今世界,一个民族的财富与竞争力来自其所提供的教育的能力,吸引并留住那些更聪明和学习更快的学生们”!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要克服恐惧症

—光明日报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全国近1200所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中,至少有一半的高校将向应用技术类或职业教育类转型。此言一出,立刻引发高校和社会的强烈反响。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积极行动的,也有等候观望的。据介绍,教育部已经成立了地方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截至目前已有15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加入其中,主动转型改革。 

事实上,自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教育部就筹划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核心是改变以往单一的学术型或研究型办学模式,引导高校走多样化发展道路,尤其是走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和生产建设需要,培养应用技术型专门人才的道路,将高等职业学校、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破以往封闭式、终结性的职业教育结构,建立健全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研究生教育于一身的开放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此,教育部还形成了《关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以期通过招生、经费、专业设置、师资配备、企业参与、就业等政策优惠,引导地方本科高校从原来学术型办学定位转变为应用技术或职业教育类办学定位。 

笔者赞同这种改革和转型,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实际。正如鲁昕指出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深入发展,建立高等教育与就业间的积极互动关系尤为重要,通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利于促进就业、创造人才红利,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传统学术型教育必须改变

经过近2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到后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30%,在读学生总数超过3100万人,真正成为了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由于受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和弊端。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低水平的大众化,是不均衡的大众化。结构、质量、公平等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教育结构不合理,培养过程及其效果质量不高。2010年以来,高等学校每年向社会输送近700万大学毕业生,约占全国总劳力就业人口的40%,规模非常可观。然而,每年还有20%以上的大专院校学生无法实现就业,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和经济损失,也给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多了,归根到底还是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属于结构性失业问题。就本科教育而言,基本上是单一的学术型、学科型和学者型的办学模式及教育类型,高等学校扎堆培养学术型学者型人才。然而,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现实还是未来,都不可能需要单一学术或者学科型人才,真正大量需要的,还是懂得实务、具有实干精神和能力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的一线人才。因此,传统学术型教育必须改变,要调整学校办学目标、方向和定位,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也是党的十八大关于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题中应有之义。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不能一刀切

在总数约1200所本科高校中,国家重点建设的“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110多所,这部分高校学术地位优势明显,某些地方重点建设的高校,历史较长,基础较好,若干学科专业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如果粗略计算,上述高校总计300所左右。其他地方院校,无论办学基础还是学术地位,都较薄弱,显然,地方高校是向应用技术类或职业类转型发展的重点。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乃大势所趋,这一点恐怕无人否定。问题不在于转不转型,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实现转型。是政策或市场引导,还是简单的行政命令?让50%以上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成为应用技术或职业类院校,单从这个比例和做法看,就陷入了一刀切式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的老套路当中,说明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行政化管理,习惯于运动式推进。笔者还听说,某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下达命令和指标,要求本地所属本科高校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转向应用技术型或职业型,否则完不成任务就如何如何云云。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政府一方面表明要转变职能,尊重、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却同时提出这样那样的强制性要求,显然与改革的大方向相左。笔者认为,高校办学定位,是办成学术型、学科型还是应用型或者职业型,应该属于高校自主权范围,要实现管、办、评分离,政府就不能管得过多过死过细,应该让高校、至少引导高校主动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所以,简单的行政命令,一刀切地要求地方高校转向应用技术型和职业型,方式和手段值得存疑。现代政治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强调“用正确的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即用正确的方式做好正确的事情。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命令式管理强迫症和多动症,该是改一改的时候了! 

地方院校转型要克服恐惧心理

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问题上,靠强迫、命令和运动式管理固然不可取,但地方本科高校也不必担心以至于拒绝转型。据笔者观察和接触,面对国家提出的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要求,一些高校已经积极参与并展开了行动,他们把转型看作学校发展难得的时机和动力。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食吃,这些学校或多或少发现了大众化条件下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苗头,有的还从转型中尝到了甜头。当然,多数地方高校在怀疑、在迟疑、在观望、在徘徊,不愿转向、不敢调头。这种担心甚至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转型肯定存在着风险、困难或代价。我国是一个教育理念和评价标准较为单一的国家,长期以来重学轻术、重理论轻实用的传统根深蒂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高职高专院校总是争上本科,上了本科还想取得研究生授予权直到开展博士教育,成为学术型大学或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原因。高校都愿意往学术、理论、研究方向靠拢,离实际、实践、实务越来越远,办学中都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注重基本素质,教学过程中侧重知识完整性、系统性和学术性。我们的高校,其专业、课程、师资、资源、评价等,都是按照学术型要求配置的,甚至学校的教学空间(如教室桌椅摆放)也是按照学术形态布局的。这种模式已经固化,形成了学术生活的常态、习惯和定势。 

地方院校转型发展,意味着传统的打破。从心理学角度看,打破一种习惯不仅困难,还会带来不适应,由不适应而导致痛苦,这是转型恐惧的原因之一。何况转型发展更可能造成利益格局的调整,导致部分高校和部分个人由此失去原有的地位或权力。在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地位不高、社会认知度低下,就读高职高专的学生往往是那些高考分数低的孩子,不得已才上高职高专。从这一意义上看,现有社会认知条件下的地方本科高校转向应用型或职业型,难免会造成无形资产流失,降低其地位和影响。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地方高校基本上都是按照老本科学术型、学科型和研究型模式配置教育资源和开展相应活动的,其转型必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和阻力。 

不过,也大可不必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视作洪水猛兽,地方院校转型发展并不可怕,远非人们想像得那么复杂。首先,历史地看,高等教育思想、目标、职能、结构以及培养模式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越是到现代,这种变化发展的速度越快、形态越显著。当代世界各国,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学术型大学几乎很少了,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应用科技型或者技术职业型。正如美国教育学家P•阿特巴赫所言:“即便如威斯康星大学这样有名的研究型高校,其内部也开设了诸如会计、市场营销、酒店服务等与业界紧密相关的应用类课程领域”,高校切不可死抱传统学术精英教育理念不放。其次,要树立有为才能有位的观念。国家需要科学家、政治家和各行各业领军人才,需要培养这类人才的研究型大学,但社会更多需要的则是那些务实高效,掌握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本领的实用型人才,需要大批培养这类人才的应用类高等学校。只要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使学生学有所教和学有所用,高校就能体现和实现自身价值,也就因此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无视社会和市场要求,闭门办学,唯学术和学科教育是从,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武汉科技大学:培养有"张力"的应用型本科人才

—人民日报 

 

又到一年毕业季。数据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727万,比去年的699万又有所增加。为了躲避眼前的就业压力,部分地方本科高校沦为了“考研基地”。 

本科生盲目考研,与一些普通高校教学应用性不够直接相关。同为普通本科大学的湖北省属高校武汉科技大学,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有着独到经验。企业每年向该校本科毕业生提供的岗位数和毕业生数的比例达到6∶1。该校也连续10年保持高就业率。应用型人才究竟应该如何培养?记者带着问题走访了武汉科技大学。 

优化设计,专业、课程该调的调,该撤的撤

“反思一下,现在的大学课堂里有多少内容是过时的?有的工种已经不存在了,可大学的专业还在招人;有的工科生读了4年,连本专业的行业结构都不清楚。这样纸上谈兵培养出的本科生难怪企业不会要。”有教育专家这样抨击当前的大学教育。武科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陈涛说,“应用性不足,所学难以付诸应用,加之近几年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有的行业已是明日黄花,本科生就业更是雪上加霜。” 

“相比于诸如职业教育、MBA等明确面向就业市场的教育品类,本科教育还是有点定位不准,因为本科教育既有其通识性、基础性特点,又有其专业性、学术性。企业是用人的主体,如果现在的本科教学在出口建设上更多将企业需求纳入进来,会更切实际。”武科大校长助理吴怀宇说。 

在探索本科教学过程中,武科大对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设计。在学校董事会成员、50多家企业做调查,收集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数量和规格信息;借助网络平台统计分析全国相同专业的学生数和毕业生就业情况;收集国家和地方政府产业调整、转型升级、行业发展的政策信息。 

结合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武科大每年都对专业设置、招生数量和培养方案做出改变,增强应用性。自2007年起,本科增加机械电子工程、汽车服务工程等18个需求旺盛的新专业,撤销、合并矿山机械、矿用汽车等12个老专业,各专业的招生规模根据市场需求每年调整。 

有专家曾质疑这样的做法会扰乱“经典的课程体系”,是对传统的破坏。而吴怀宇认为,“现在的本科教育没必要端着精英的架子,地方高校就是要培养企业能用、好用的人才。专业设置要紧跟业内前沿。” 

经过调整,武科大将工科类专业实践学分占总学分比例从国家要求的25%提高到30%以上,实践能力的培养贯穿大学本科4年。“当然,培养方案的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专业变化是否成功要等4年后才能看到。但是我们适时动态的调整,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课程是较新的、用得上的。”陈涛说。 

实行双导师制,本科培养上“双保险”

“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就必须加大实习实践的力度。但是一些工程类企业接受大学生实习有很多顾虑。”吴怀宇说,比如对生产效率、安全事故和技术泄密等。 

然而,武科大仅在湖北省内就拥有武钢、中冶南方等170多个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每年能接纳2万多名武科大学生实习实训。这受益于武科大多年来依托钢铁冶金行业和湖北省经济发展实施的“校企合作,共享共赢”的发展模式:武科大为企业提供科研、人才服务,企业为武科大提供科研经费、实习基地。 

为了“适销对路”,武科大一半以上的学院开设了卓越工程师班、新兴产业人才培养班等特色人才培养班。对人才的要求进行“定制”培养,每个班有专门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另外,在特色班创立本科生培养“双导师制”,每5名学生配备1名校内教授和1名企业高工做导师。前3年,学生跟着校内导师蹲实验室,做课题,到大四跟着企业导师在企业生产实践1年。 

“大四学生全年都泡在企业,一年分为2—3段,学校给学生开出任务单,跟着企业导师完成规定任务。”武科大教务处处长程光文说,为了将双导师制落到实处,培养的全过程有质量监控和考核验收程序。 

追求高大全是地方院校发展的“常见病”,一部分地方高校专业重复设置,其后果是牺牲人才培养的质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企业招不到想要的人才。“这和现有的评价体系有关,老师评职称,搞教学的干不过搞科研的。大学的评估也是科研占比过重,部分地方高校为了提升排名,把精力从教学转移到科研。”陈涛说。 

“归根到底,本科培养的最佳状态是培养有‘张力’的本科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使命是培养人才,各个学校的区别在于培养什么层次和什么规格的人才。武科大坚持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上能深造,下能就业’。”武科大党委书记刘华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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